媒体言论的社会认知偏差与非理性表达

来源:新闻界网 作者:董天策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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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鼎“自白书”事件中的评论为例

 

2014年12月23日夜半,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在网上发表“自白书”,宣称“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1]其实,他的意思仅仅是说要退出学校的公选课教学。由于“自白书”嬉笑怒骂,措辞激愤,迅速引起网友热议与媒体关注,成为2014年岁末的一个热点事件。不过,事态迅速峰回路转。面对网友的热切挽留,周鼎25日改变想法,表示将继续开设公选课。四川大学26日公布消息说,“为激励我校教师潜心本科教学、致力人才培养,特设立‘卓越教学奖’,特等奖金100万元,一等奖金50万元。”[2]轰动一时的川大周鼎“自白书”事件也就划上句号。应当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结局。

庆幸之余,我以为有必要对周鼎“自白书”所激起的舆论反应做一番理性的反思。作为大学教师,周鼎可以自由表达他对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看法,也可以自由表达他未能晋升职称的情绪,哪怕是喝了酒在网上发泄牢骚,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新闻媒体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像周鼎这样发泄个人情绪的表达?

查阅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不难发现有关报道比较冷静。钱江晚报的《川大教师自白书被热议 周鼎称自己的价值就是讲好一门课》,澎湃新闻网的《对话川大周鼎:我不是因为评不上职称才写自白书》,通过各自对周鼎的采访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还原,客观公正。而评论,却有不同的立场。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让好教师绝望的大学,办学价值何在?》与南方日报的评论《周鼎的“自白书”有失偏颇》,在网上传播时被视为正反两方的代表,前者是正,后者是反。绝大多数媒体所持的立场与北青报类似,譬如新京报的评论《教学不应是大学的“副业”》,红网的评论《谁逼走了“一心上好课”的老师?》。还有一些报道的立场也类似北青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教师发“自白书”:高校就是衙门 教师工作就是报账》,齐鲁晚报的报道《川大学教师周鼎“自白书”怒批高校教育》(内容与北青报的评论相同),立场尽在标题之中,不言自明。

高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本是老生常谈,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澎湃新闻网25日对大学青年教师进行随机采访,结果也是多种声音并存:或认为研究和教学并不矛盾,为什么会纠结这个问题;或认为“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的表述本身已偏离周鼎“自白书”指向的问题,因为“轻教学”从未换来真正意义上的“重科研”;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学更重要”;或认为“重科研轻教学,世界都一样”;或对周鼎工作了八年而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提出严厉批评。[3]然而,媒体大多站在周鼎一边抨击高校重科研轻教学,而且这样的观点还被认为是正方观点。应当追问的是:这种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有道理吗?初初一看,掷地有声,自有道理;细细思量,未必尽然。

首先,把周鼎个人化与情绪化的看法当成立论的事实依据,由此出发批评高校只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不重视人才培养。如此评论,显然违背评论必须建立在准确事实之上的基本准则,不够理性。周鼎“自白书”开篇即说,“喝了半斤白酒,不知是否醉了。酒壮怂人胆,姑且胡言乱语。”这自然愤懑之辞,却也多少有些借酒发泄的味道。且不说“自白书”所说的“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门”、“高校是座农家乐”、“最牛逼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听众的人”、“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之类论断高度情绪化,十分夸张,就是周鼎说四川大学不重视教学,也很难说符合事实。就在2014年,周鼎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而且,学校已经给以教学工作为主的教师开辟晋升高级职称的绿色通道,工作了八年的周鼎未能晋升副教授,只是个人条件尚未具备,难道这也能怪学校不重视教学吗?其实,南方日报《周鼎的“自白书”有失偏颇》这篇被网络舆论认为是反方的评论,却有理有据,分析中肯。

其次,对于如何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评论作者与刊载媒体显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高校已分成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不同的类型。科研与教学之间如何权衡,不可一概而论,关键是看学校的定位。研究型大学不但要教学,传播知识,更要科研,生产知识,在教师的选聘、晋升上强调科研,注重知识生产,实乃天经地义。按国际惯例,像周鼎这样只教学而缺乏科研的大学教师只能在讲师、高级讲师这个系列中晋升,不可能评上副教授、教授。然而,同情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根本就无视大学定位的区别,无视研究型大学更重视科研这个内在要求与学术传统,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高校,只能说是对研究型大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同时,又把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仿佛科研与人才培养无关,更没弄清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要知道,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教学,还有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而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参与科研活动来进行的。

再有,个别评论“借题发挥”,并未从事实本身出发来进行评论,大讲特讲作者个人对高校存在问题的看法。譬如,《让好教师绝望的大学,办学价值何在?》这篇出自熊丙奇之手的评论,标题很有冲击力。可是,文章在指出十多年前就“要求高校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可至今却没有看到高校有调整的迹象”这一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最终的结论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开放办学制度。”因此,“给公众学校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的大学,才能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而办学转为真正重视教育而办学。”[4]显而易见,笔锋所转之后的论述,都是在谈作者自己的开放办学理念,早已偏离了周鼎“自白书”所要求的更加重视教学,并在职称评审上更加宽松、让教学效果好而科研弱的教师顺利评上副教授、教授的诉求与问题。如此“偏离论题”,评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为什么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存在着上述问题呢?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大学体制与学术传统了解不充分、理解不全面的社会认知偏差。如前所述,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对高校科研与教学关系的把握,既没有考虑大学的类型区分,又把本科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必然导致认知偏差。而作者又从存在着偏差的社会认知来开展评论,其见解与观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谁都知道,新闻界就是舆论界,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代表着社会共识。要是新闻媒体对大学教育存在着社会认知偏差,其报道与评论就很可能误导人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不客气地说,在川大周鼎“自白书”事件中力挺周鼎的评论,恰恰存在着对大学的社会认知偏差而不自觉,这是需要警醒的。2014年7月,面对公众舆论关注清华大学教师方艳华转岗一事,葛剑雄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对方艳华老师这样的情况,外界需要理性看待。“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定,教师个人不合适,可以选择离开。外界不要轻易去干预,不要轻易把这样的案例跟社会大环境挂钩。”[5]言外之意,新闻媒体对大学要有所敬畏,对于没有真正弄明白的事情不要轻易评论,这是新闻媒体应当记取的忠告。

另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同情弱者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中国,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一方面,由于有这样的社会心态环境,周鼎才会在自己未能成功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情况下借酒浇愁,发泄愤懑;另一方面,周鼎的发泄往往又会点燃网友与舆论的同情。在此意义上,周鼎“自白书”相当成功。不仅网友热情地支持他挽留他,而且大多数媒体也力挺他,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体制。类似的一幕在半年前就曾发生过。2014年7月,清华大学外语教师方艳华由于九年未评副高职而转岗,先是引发部分师生向学校请愿,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继而又引起媒体的关注:或惋惜《清华讲师方艳华被转岗 教得再好没职称也得走?》,或质疑《大学教师“非升即走”是否合理?》,或批评《清华解聘教师引争议:非升即走易滋生功利主义》,或直言《清华不再续聘方艳华是科研代替教学缩影》,或进行《清华教师保卫战再追问:评价制度是否需调整》,等等。其同情弱者,批评高校的态度与立场,如出一辙。

社会认知偏差与民粹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其结果自然是造成非理论的表达。前述新京报的评论《教学不应是大学的“副业”》,红网的评论《谁逼走了“一心上好课”的老师?》,单是标题所蕴含的偏颇与情绪,就是显而易见的。12月27日,新华网四川频道编发四川大学教师邓曦泽的博文《教学与科研之间——关于周鼎〈自白书〉的自白书》,所加的“编者按”认同作者的看法,指出“周鼎式‘自白书’不是说理的。不过,或许正因为它不是说理的,并且充满才情、充满情绪,所以才能引发如此之多的关注、同情和不平。”“许多人并不喜欢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但是,问题的解决,应诉诸理智和论证,而不能诉诸情绪式表达,不能诉诸转发量和点击量,也就是不能诉诸‘民粹’。”[6]这就是说,邓曦泽也好,新华网四川频道也好,其实都在反思周鼎“自白书”的民粹性。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对媒体评论民粹性的反思呢?

事实上,社会认知偏差与民粹主义情绪的交织,还会遮蔽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周鼎《自白书》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并在利益分配上做到科学、公正?那么,像川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在师资的聘任、晋升、管理等方面,更加强调科研,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非议的。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值得探讨的话,那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构成是否应当多元化?按国际惯例,即便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一定数量擅长教学而难以科研的专业教师,而聘用与管理这些教师的是与终身教职制度并行的“讲师”制度。“所谓讲师制度,是指不列入终身教职制度的在高校任教的教师,他们只负责教书,学校并不考查其科研状况。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经常聘任讲师,而且讲师也要求有博士学位或者相应领域中的最高学位。一般来说,他们只负责讲授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本科生的课程,特别是一些基础类的大班课程。”[7]当然,这样一种讲师制度,最高职位只有高级讲师。如果国内研究型大学将非终身教职的“讲师”制度借鉴过来,为只愿从事教学而且也有能力胜任教学的教师开辟一个可选择、可晋升的职位空间,庶几可以让人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共同为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1] 枫网:《川大教师自白书全文》,http://www.laoren.com/lrbxw/2014/418517.shtml

[2] 华西都市报:《四川大学设立百万奖金鼓励教师潜心教学》,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12/310125.shtm

[3] 澎湃新闻网:《高校“青椒”大吐槽:科研和教书究竟哪个更重要》,http://news.163.com/14/1225/18/AEB3FMRV00014SEH.html

[4] 人民网:《北青报:让好教师绝望的大学,办学价值何在?》,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1225/c1003-26273708.html

[5] 腾讯文化:《清华讲师方艳华被转岗 教得再好没职称也得走?》,http://cul.qq.com/a/20140730/024147.htm

[6] 新华网四川频道:《邓曦泽:教学与科研之间——关于周鼎〈自白书〉的自白书》,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4-12/27/c_1113797194.htm

[7] 郭英剑:《清华教师“遭调岗”:该怎样借鉴美国终身教职制》,《中国科学报》 2014-07-31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