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争议的幽灵,为何总盘旋在悲剧性报道的上空

来源:新闻界 作者:叶铁桥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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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贝娜,33岁,死于乳腺癌。

斯人已逝。在这个年轻歌手的身后,留下了不曾料想到的争议。一个新闻系学生愤怒地写下《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非原题,转载时被改成此题);一个可能是医务人员自称“淼哥”的人斥责记者是“秃鹫”,“毫无怜悯地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一个记者抱怨兄弟媒体《深圳晚报》同行佯装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拍照。

前两者的发言,受到了来自新闻界的猛烈反扑。尤其是新闻系学生的《记》文,传播得非常广,受到的反击也更多更激烈,有人笑讽“新闻系学生坐在电脑前,焦急地等待着同行前辈的伦理出错”,有人贬斥“囫囵吞枣地读了几本批判性著作,就开始反思社会了,字里行间,都是那种伪批判精神”。

《深圳晚报》偷拍的做法当然要不得,随便搬出一个案例都能让该报无言以对。深晚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1月18日凌晨发出“致歉声明”,承认“记者确曾进入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表示诚挚歉意”。

事情纷扰至此,舆论场也无心表达哀思,伦理争议代替了致哀和追思,占据了言论广场中心位置。

每逢大事争伦理,成了新闻界面对突发情况报道常有的剧情。新闻伦理像幽灵一样,出没在重大新闻尤其是突发新闻报道中。马航370事件,它出现在了丽都饭店——乘客家属在这里被逼访;鲁甸地震中,它出现在了记者的镜头下——极其悲痛的画面被传播;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它出现在了报道的标题里——“产妇惨死手术台医生护士跑路”;外滩大火,它出现在了社交媒体上——当事人隐私被深度挖掘;如此等等。

新闻伦理成为焦点,这首先当然跟各种社交媒体工具的兴起有关任何一个个体,可能都不如今天这么方便地发出监督媒体的声音。像新闻系学子的《记》文,写完后被转在了微信公众号“中传人生活圈”上,传播出现裂变式效应,很快就火遍微信朋友圈。在近期上海外滩大火及《人物》杂志庞麦郎报道争议等案例中,也多见众声喧哗:个体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朋友圈发表评论,阐释对报道或支持或批评的声音,被迅速传播开来。

社会媒体工具的发展,正在造就一个媒介批评的新势力。媒体报道只要点燃了他们某方面情绪,随手置评就可能聚合起许多拥有同样情绪的个体,由此迅速形成舆论声势,迫使发出报道的媒体作出反应,像这次《深圳晚报》的道歉就是如此。

对于媒体而言,这是报道反馈前所未有的快和近的时代。

不论批评得对还是错,这些声音都值得认真倾听。当然,很多时候,错在媒体,确因伦理失范问题而导致受众出现恶感。但媒体有时候也觉得委屈,比如深晚的记者潜入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这在他们看来也许是有新闻价值的时刻,是为了记录新闻的现场,是无可厚非的。

问题是,这样的新闻采制过程引起了家属的强烈反感,他们很生气,还要求删除照片,这就是媒体伦理失范的表现。试想,如果不是偷入,而是在各方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拍摄,拍摄过程也有足够的伦理考量,这种指责声还会出现吗?

所以,虽然抢新闻尤其是独家新闻,是媒体存在的重要基石,但关键是怎么抢,不能不择手段,也不能偷偷摸摸,新闻职业具有强烈的道德特征,新闻工作者必须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职业的道德维度,如果缺乏道德,必将在伦理问题上孤立无援地接受拷问。

还有一个因素容易导致新闻伦理问题,那就是记者的从众心理。在一个公共秩序意识尚未建立的社会,很多时候民众凑一拨就可以过马路;谁率先漠视公德,谁的后面就有追随者;这不仅是普通民众的行为,在新闻界也不例外。采访马航370事件的记者,如果你不屑于逼访,别人就可能会通过这种途径得手,自己陷身于被动位置。所以,常见的现象是,一旦有人开了先河,其余同行不但不谴责,反而一拥而上。

正是这种盲目从众心理,使得灾难事件中逼访层出不穷,每每这个时候,新闻的“最小伤害” 原则完全被抛诸脑后,记者的同情心和保护受害者的意识全部遁形,采访中充满了令人厌恶的粗暴逼问。这当然值得批评。

当然,也不见得所有针对媒体的批评就都是对的。像这次新闻系学生对记者的批评,说“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我猜想,他们或许在医生宣布姚贝娜死讯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稿子”,“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么”,“熙熙攘攘地拥挤在姚贝娜病房前的记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输了”,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对新闻工作的无知和误解,自不难辩驳,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这样一篇在新闻从业者看起来错漏百出的文章,竟然会赢得那么多的叫好声,这说明,对媒体有这样的情绪,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甚至是这个社会一定比例的人。

新闻界对此的猛烈反击,有利于廓清外界的误解,宣示新闻业的内在追求和自身价值,无知和误解并不可怕,趁此机会,也有利于对社会其他群体作一次媒介素养的启蒙。

新闻界需要自省,需要反思自己在追逐一条新闻的过程中,是身处在伦理的阳光地带还是灰色地带;扪心自问当看到同行在违反伦理的时候,是在从众,还是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良心话,阻止别人的道德失范;“每个新闻工作者,不论是从事业务工作还是从事管理工作,都应该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即道德罗盘”,“使批评家没有机会对报道提出质疑,这也是新闻工作者责任的一部分”,出自《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的这两句话,告诫新闻工作者要对良心负责,如果缺乏这种自省意识,每逢大事争议新闻伦理的状况,还将会持续下去。

(原标题:每逢大事争伦理)

今年以来有关事件回溯:

 外滩事件中的复旦女生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致36人死47人伤。随后有媒体报道称遇难者中有一位复旦大学女生,很快该女生的个人信息被多家媒体披露。

2015年1月1日晚22点55分,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帖:“望有心人帮转,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

1月2日,“复旦易班”微信公共号发表《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引起关注。该公开信认为:“在这一篇报道中,媒体大篇幅的引用了杜同学的私人资料:年龄、生源地、专业、生平喜好,甚至是生前的男友的话语,那么我想问一句,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并提出四点对媒体伦理的看法。

随后,1月3日微信公共号“微观者说”发表一位广州媒体人的撰文:《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该文章认为:“网络时代人们对个人信息极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如人人网、微博、QQ空间,推特,只要当事人主动发布,这些信息不仅是对媒体的公开,而且是对每一个能联上网的人类的公开。在现今这个公开范围约为60亿,其非隐私性也不以当事人生死而变更,媒体引用无碍。”

《查理周刊》央视播报门

1月14日财新传媒副主编张进在博客中发布了《一封巴黎恐怖袭击案亲历者的来函》,公布了大学同学王方辉写给其的邮件,随后被@财新网微博转载。

博文称,王方辉在巴黎恐袭事件中,曾猝不及防面对恐怖分子的枪口,和死神擦肩而过;而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过程中,又遭受记者的欺骗、歪曲和愚弄。

在央视《朝闻天下》播报的对王方辉采访时表示“在凶杀案之后,他(王方辉)拒绝媒体采访,在知道两个杀手被击毙,才打消顾虑,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访。”

据来信所述,王方辉此前已接受过法国最大电视台TF1长达三分钟的采访,而且在采访时央视记者曾问当事人王方辉是否因为杀手被击毙,才敢出来接受采访,王方辉明确表示不是。

王方辉表示“公开站出来面对媒体,是为自己争取的心理重建。”

但是,央视的报道影响了他的名誉,毁掉了他的心理建设,他直斥此种行为是对他的二次伤害,而且不理解央视此种行为的意图。

张进在文末猜测“也许,她是为了说明这个报道是她的独家报道,王方辉是她的独家信源?”

歌手姚贝娜去世

1月16日下午16点55分,@新浪娱乐 发微博称,姚贝娜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去世 。网友纷纷留言:“一路走好”、“请在天堂继续歌唱”。

16日16点56分,@深圳晚报 首发微博【独家快讯:著名歌手姚贝娜病重不治 天使去往天堂歌唱了】。

16日,微信公号“中传人生活圈”发布来源于“掀起你的头盖骨”的《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一文,刷屏朋友圈。

17日01点34分,@娱乐圈揭秘 发微博:“惊闻!《深圳晚报》记者为博头条,伪装成医护人员,进入北大医院太平间,对姚贝娜尸体进行惨无人道的拍摄!!”

17日,深晚在其官方微博置顶“在众声喧哗之中,请让我们安静地为姚贝娜志哀。”疑似回应,所附报纸头版上登出已和其他基金会联合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随后姚贝娜经纪公司华谊兄弟发声明称将追责偷拍行为和擅自成立基金会行为。

18日凌晨01:57深晚在其官微上正式发布致歉声明回应上述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