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富媒体、穷民主”法则依然有效

来源:《新闻界》2018年7期 作者:常江 石谷岩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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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美国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考察和阐释。麦克切斯尼主张以公共补贴制度制衡商营媒介体制对民主的侵蚀,强调知识分子在民主化媒介体系变革中应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庸俗化的理解。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观念价值。






一、麦克切斯尼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供职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分校(UIUC)传播学系。他长期关注传播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学,并致力于对媒介在民主制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批判性分析。

从1999年开始,麦克切斯尼相继出版独著、合著学术著作10部,包括影响力巨大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1999)、《传播革命:批判性联结与媒介的未来》(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2007)《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即将重新开启世界的媒介革命》(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2010),等等。这些著作所体现出的基本学术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第一,对于美国传媒业的政商结构加诸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的批判,尤其是对去规则化(deregulation)如何导致传媒集团的垄断,进而侵害美国公共生活的过程的深入考察;第二,对于“健康新闻业”(healthy journalism)观念及实践体系的建构,即深入剖析新闻业应当如何抵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真正实现为民主制度服务。

除上述学术贡献外,麦克切斯尼还是一位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通过报刊专栏、媒体采访等方式不断发表自己对热点社会现象的意见,而且还积极投身他所致力于建设的“健康新闻业”的实践体系。2003年,他和著名自由派记者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著名社会活动家乔什·西尔弗(Josh Silver)等人共同创立了非党派、非营利的社会机构Free Press,该机构致力于推进媒介民主化运动,保护互联网言论自由,其标志性口号为“媒介本土化”(media localism),即反对资本力量驱动下的媒介联合。除此之外,麦克切斯尼还曾拥有自己的电台节目,名称叫做《至关重要的媒介》,他在节目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听众讲述传媒组织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一手访谈资料的呈现和分析,全面展现麦克切斯尼的学术思想的脉络和内涵,并探讨其思路对中国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可能具有的影响。




二、民主化媒介的理念与实践    

麦克切斯尼以政治经济学为武器,长期致力于对美国语境下的媒介与民主关系的批判性研究。与许多同辈学者不同的是,他的“民主化媒介理念”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不但是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更是一套直接的行动纲领。其在实践中的模式和效应,集中体现在麦克切斯尼参与创办并多年致力于运营的Free Press平台上。


常江:在您的多部著作中,您都曾探讨或分析过美国媒介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在您看来,这一过程几乎完全服务于企业精英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美国媒介政策的这一特点?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美国媒介政策的发展是与强大的媒介集团,以及强大的媒介游说组织的崛起同步的。从美国建国开始,国家就在不断制定并修改媒介政策。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辩论就是关于宪法的辩论,接下来恐怕就是议会就如何设立媒介系统以实现为出版自由保驾护航的辩论。就这些议题引发的公共辩论凝聚着几代人的努力。

关于媒体政策,最重要的、引发最多辩论和修订的议题就是邮政补贴。在媒体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邮局是国家出版系统发行杂志和报纸最重要的途径。在1830年,邮局发行的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出版物是报纸。1792年第一届国会的关键辩论议题之一,就是政府应该如何进行邮资收费。有些人认为对所有的报纸都应该免费提供总额补贴,让那些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生存的报纸存活下去。这种大规模的公共补贴政策是不是有利于民主?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商业利益在媒体运营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强大,这种辩论日趋脱离公众,与实际的民主和自治政府的运行愈行愈远。到了20世纪,我们看到媒介政策的制定过程已经显而易见是腐败且不透明的了。我想,将当今美国媒体决策的发生方式比作1974年那部经典电影《教父2》,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情了。


常江:长期以来,您本人也一直在通过各种实践去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媒介系统,比如对Free Press的运营。您曾表示,这样的系统将需要一个庞大的、资金充足的,结构多元且多样化的非营利性媒体部门,以及一个更具竞争力和权力更分散的商业部门。您能简单描述一下这样一个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吗?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建立这种系统的前提,是我们应当具有非宗派、无党派的立场。头等大事包括改变媒体所有权结构、反托拉斯,以及跟版权相关的各种事务。所有旨在构建媒介系统的核心决策环节,都必须有公众参与其中。我们应当明白,媒介改革运动的本质,就是使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化。

在美国,一旦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就不可避免要面对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应该拥有商业媒介系统,但我们也应该努力让它变得更加具有自由竞争色彩,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声音去讨论,让商业媒介在所有权问题上更加的地方化(localized)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应该让本地所有者拥有并经营本地的精英媒体,而不是让遥远的大型媒介集团掌控地方媒体。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些类型的媒介永远不会允许自己的所有权地方化,比如电影制片厂,它对资本的需求十分之高。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并且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此外,我们还需要额外注意经济集团化的影响。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经济集团化毫无正当性可言,但是兼并的浪潮已经是诸如电影制片厂、杂志社、图书出版公司、报纸、广播部门、电视部门、网站等大型媒介公司发展的常规路径了。这些公司可能会赚很多钱,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占据某些行业的巨头地位,但是并没有证据能够清晰地表明这传媒集团的存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或者它的经济效益是普遍的,尤其是对普通大众而言。经营利润都归集团所有者的事实给了所有者更多的垄断权力。与此同时,地方所有的商业媒体市场依旧存在严重缺陷: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它们过分依赖广告和商业主义,因而影响了公司操作的性质和内容。 


常江:当人们谈到媒介改革时,往往会围绕着“民主”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理解民主才能促进传播政策的改进?到底什么才是“民主化媒体”?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很多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复杂的字眼。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谈论民主的细微差别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自由主义对于民主的经典定义,基本上是由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麦迪逊和杰斐逊所设定的,这一定义在今天仍顺利地运行着。在1780到1790年间,美国的领袖们就已经知道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言外之意是,美国的媒介体系完全可以让那些有机会在体制内获益的人清楚警戒线的位置,遏制其可能的权力滥用行为。当然,我对麦迪逊和杰斐逊的民主观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尤其是麦迪逊,在我看来,他对于民主的理解太过精英化。但是,这个缺陷有其历史意义,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一个糟糕的起点。即使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好的媒介系统,去遏制公共生活中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为那些没有财产和权力的人赋权,让他们在实际上拥有和政客平等的地位。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与30年前相比,报道政府腐败现象或丑闻的新闻越来越少,这与政府对媒介集团化的支持有关。一个社会,若缺乏有效的媒介体制的监督,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结果,那就是政客总是能够或多或少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同时也比“普通人”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概念,也是最高法院三令五申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原因。民主化媒介的使命就是制止任何形式的“帝国”的出现。没有可信赖的新闻业,我们的系统就无法工作。正如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在最高法院工作时所指出的:我们的整个宪法体系都是建立在一个可靠的新闻业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个,我们的宪法体系就会崩溃。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机。


常江:前面谈到,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媒介政策制定是商业精英们关起门来保护其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如今,互联网的发展给予公众更多权力,情况还是如此吗?“富媒体,穷民主”的定律是否仍然有效?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不可否认,数字化变革改善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现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愈加紧密。但我并不认为互联网的普及真的实现了对公众的“赋权”。在美国,五家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都是垄断性的互联网企业—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微软—尽管这些公司只存在了一、两代的时间。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也是这样。事实显而易见:互联网公司比传统媒体企业用更多的时间完实现了垄断,并促使社会不平等现象显著上升。腐败、监控、侵犯隐私、新闻商业模式的崩塌……凡此种种,正在变成更大范围的政治议题,比传统媒体时代的问题更为复杂。数字媒体的发展在表面上似乎支持了更多民众对于媒介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体趋势是变得更加不民主,而不是更民主,人类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富媒体”和“穷民主”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停滞不前,现有的媒体治理体系日趋被人视为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法西斯主义正在带着复仇的火焰在数字空间里回归。总而言之,互联网能够加强民主的说法已被证明是言过其实的。我在2016年出版的书《人民做好准备:反抗失业经济和无公民民主的斗争》(People Get Ready: The Fight Against a Jobless Economy and a Citizenless Democracy)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常江:您是否认为存在、或将来有可能出现一种媒介系统,能够成为民主的工具?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我坚信这一点。在历史经验和全球维度中,出现过不少好的案例,引导我们建立负责任的新闻业和媒体。从逻辑上推断,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一个绝对完美的民主媒介系统,正如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媒介系统必然削弱或损伤民主。我们能做得更好,并且应当坚信确实存在一种确凿无疑的设计,符合所有社会的理想情况,让我们从中学习。例如,在美国,或许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通过公共补贴机制来培育一个非营利、非商业、充分竞争、独立的媒体部门,以确保新闻传播不被政府或者市场控制。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要打造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在我的很多书中,我都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实际建议。这是民主媒体的驱动力量,也是自治社会的基础。毫无疑问,有很多方式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这是传播学者应该做的工作之一。由于传播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我们正在谈论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传播或媒体的问题。

不难发现,麦克切斯尼在建构自己的民主化媒介理论时,最为关切的始终是美国的商营媒介体制对传媒机构公共性的侵蚀问题。他所提出的通过公共补贴制度去制衡商业力量的想法,虽未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却仍不失为一种建立于历史经验和当下结构的务实观念。更重要的是,在麦克切斯尼看来,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中不可比拟的重要性,对于媒介体系的变革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变革,因而具有显著的当下性和紧迫性。 




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变革

麦克切斯尼从不否认自己身上的“左派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标签,他的传播理论是一套美国语境下的知行合一的体系。他多年来致力于发表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大学体制,以及媒介体系变革中人的因素的看法,期望提升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有机性”。


常江:在您所设想的媒介系统的改革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2002年我参与创办Free Press时,并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在我看来,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士,大多数学者,其实完全与时代隔绝。即使是左派学者,哪怕是表面上的左派学者,或者批判学者,在学术界也都过得很舒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他们会去寻找一些相对晦涩的话题写论文,这些论文对现实问题毫无帮助。当我们于2003年12月召开Free Press的第一次会议时,大概有1800人报名,但最后只有5位学者完整地参与了全部议程,此外可能还有10位学者待在会场外—他们之所以不进场,是因为我们没有邀请名人学者发表演讲。我们希望人们来参会,希望他们待在会场,希望知识分子们能够认真聆听别人在说什么。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学者想这么做,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想要获得发言的资格,并以此来为自己的履历添砖加瓦。那时我相信,知识界可能只是暂时迷失了方向。美国的知识分子是迷失的一代,或是迷失的制度的产物。

然而,这项工作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学者出产的高质量调查研究成果,来让我们真正参与并理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宽带”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该从何下手去改变媒介所有权的现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分析、法律分析,或狭隘的政策研究;我们更需要将媒介系统的政治属性渗入到日常工作之中。甚至有关健康传播的议题也应该这么操作。我发现那些从事健康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或媒介法研究的学者,都对媒介系统的工作方式有自己的价值预设,而这些预设的前提,就是认可一个永远由广告支持的公司化运行系统的合理性。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反思并修正上述预设,才能真正对媒介系统的变革做出贡献。这个范围并不局限于从事经济和法律研究的群体。在变革的浪潮中,每个人都要做好自我反思工作,无论是文化研究的,还是历史的。后来,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在2005年时,我意识到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个行列,让各个领域的学者在这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要想赢得这场战役,必须首先赢得知识界的支持。

而另一个让我转变观念的原因,是我曾选派一些博士生去华盛顿参加暑期实习,让他们和国会议员共事,研究媒体和传播政策议题。他们在国会山上受到议员“久旱逢甘露”般的欢迎。这说明,对于那些了解传播的人来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这种需求十分迫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传播研究领域的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若非如此,我们的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直到有一天彻底被时代淘汰。


常江:那么,学者应当如何判断自己在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呢?很多人渴望参与媒介变革,但对于如何参与,仍显得很困惑。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简单来说,你不应该只盯着政府来搞研究。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想要知道在一个中等市场里所有权的集中化对新闻生产有什么影响,然后你就说,好的,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你应该明白自己擅长什么,你接受过什么技能的训练,你喜欢做什么,然后看看哪个领域、哪些议题还未被研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的现状—这才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例如,过去30年里,很多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自殖民地时期或南北战争时期以降的美国新闻出版系统的发展情况,并得出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丰富的结论。如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详细考证了联邦政府在合众国最初75年里对新闻业的补贴制度,这提示我们: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新闻业留给自由市场,留给那些无论如何都从中能赚到钱的富人,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新闻业了,我们甚至干脆不会有这个国家。类似的研究曾长期被冷落,但现在人们看到了它们的价值。有的时候,我很想回到曾经被认为是边缘学科的地带去重新学习。历史学家看似一根筋,但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他们对于新闻出版行业历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常江:您曾在一些场合提及过,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与学术界的自由和活力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制度使大学成为了社会变迁中最为保守的力量。如今,中国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也开始逐步实施这一制度。您能再深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不管终身教职制度存在什么问题和缺陷,都不能否认,我们施行这一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学术自由。这个制度高度尊重教授的权力,使他们不必担心自己会因不愿攀附权贵而失业。对于社会变革来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学术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学术研究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自由的社会中发生,在这里你的研究实践不需要依附于精英和权贵。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学者即使有了终身教职制度的保障,却也未必去反思乃至批判权贵。事实上,大学里绝大部分受终身教职保护的学者往往选择不批评权贵,因为那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好处。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希望我们能拥有一个所有学者都在从事“危险”的研究的大学。学者们应当紧密关注精英阶层及其主导的世界,挑战他们的权威。

有人主张取消终身教职制,我并不赞同,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最先被解雇的人肯定是那些最需要终身教职保护的人,也就是那些因批评政商联合体而充满争议的学者、正在冒险的学者。至于那些选择过平安日子的学者,他们本来就很安全,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管理者。所以,如果想要我们的社会拥有一个可信赖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就不能抛弃终身教职制度,这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权者无法随意开除他们不喜爱的教授。当然,终身教职制的实行并不必然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但我也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取消终身任期制能够促进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


常江:您从不否认自己身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标签,并且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不过,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似乎美国和欧洲的批判传播学理论家在用不同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相比之下,欧洲学者更愿意深入到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中,用他的观点去解释当代社会。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概念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系统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我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并不赞同那种广为流传的、对马克思著作的宗教般的信仰,也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具有某种神圣性、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的真理的机械化说辞。这些说法往往出于其他目的,并非基于对批判性思考的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肯定会对这种写作方式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的著作始终在驳斥这种庸俗化的“普遍真理”,这与他们倡导的那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背道而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很少引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话,除非是要直接解决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它为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你若认为仅仅读懂并掌握《资本论》就能完全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你就一定会犯错。我自己的学术体系就同时受到了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维奇(Paul Sweezy)、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  Kalecki)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对我而言也十分具有学术价值。

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批判,这一基本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我在《人民做好准备》这本书中尝试阐述这些问题。具体而言,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是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质量和数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这其中包含威胁人类文明的环境危机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根源于其生产活动是因少数人的短期获利需求组织起来的,而非为大多数人的长期需求服务。


常江:在美国,如果有人公开质疑资本主义,往往立即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您认为美国人在审视资本主义制度时,可以做到冷静、客观吗?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以前或许很难做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具有这种正确的态度了。毕竟,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大型垄断公司主宰的资本主义体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对这些大公司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他们掌控着政治家,并有权自行制定规则。没有人可以对此视而不见。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看法。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不平等、腐败和绝对的一阶危机(first-order crisis),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麦克切斯尼看来,美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于真正的社会问题,以及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权力滥用机制的逃避,会极大影响社会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他一方面主张左派知识分子应当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公平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反对不加辨析地套用一些经典理论模型去草率地阐释丰富而细腻的当代社会问题。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相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够逐渐获得这种分辨力。



四、学术研究的政治使命

麦克切斯尼始终认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生活方式选择分不开的。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经历,令他的学术思想始终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


常江:作为一位知名传播学学者,您对年轻的研究生和怀揣抱负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您会向如今的青年学者推荐哪些思想家的作品?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这取决于这些学生和学者想要从事具体什么领域或什么类型的研究。我会给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意见。对于从事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媒介史和媒介政治的人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热爱你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这项工作,这份工作就不值得你付出,你就应该选择放弃。这就像成为一个舞者一样,你需要喜欢跳舞,否则你就会过得很艰难。特别是,如今的学术界在传统意义上拥有的自主权和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做学术让人充满压力感。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至于青年学者应该阅读哪些思想家的作品,我并没有一份固定的阅读清单。影响我的的思想家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荣·保罗(Ron Paul)、保罗·斯威齐、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等,他们都对我影响颇深。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和思想家在不同阶段引导着我的学术生涯,包括一些帮助过我的公众人物。作为一名学者,我可能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作为一个阅读者,我也是一名折衷主义者。所以,我没有一份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的必读书单。


常江:您是否愿意对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者未来的事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我的意见是,做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你要问重要的问题,不要害怕你的研究会把你带向何方,也不要害怕它是否会将你卷入权力的冲突之中。但我也明白,在现实的情境下,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知识分子要面对很多迫使他们内化现状的诱惑,而那些自找麻烦的知识分子总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我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站在镜子面前直面最真实的内心,以及最真实的社会的勇气。


在麦克切斯尼看来,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最终极的途径,是让人找到一条“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路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就如同一名称职的演员,其所有研究活动,都应该努力去履行这个职业对观众和同行许下的承诺。这一点,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界而言,具有独特的观念价值。




作者简介  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  石谷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7期4页至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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