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视野,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多种可能性

作者:高曼珊等 浏览 0评论
导读

飞速前行的传播列车下,我们在追寻什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胡春阳老师认为,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结合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她在美国普渡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交流访学经历,胡老师与我们分享她看到的国外研究和教学的开放性。她认为,不论是研究还是读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三种自由:必然的自由、社会契约的自由,以及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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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您为什么选择普渡和哈佛两所学校进行访问?

胡春阳:普渡和哈佛两所学校有很大的不同,普渡的传播学院是后起传播学科的代表;哈佛大学则是一所综合性院校,没有专门设置新闻传播学院,我去的是法学院下的Berkman研究中心Internet and Society,研究网络传播与各种社会问题的关系。之所以选择普渡大学,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在传播研究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我的研究领域——人际传播、修辞与传播等方面。哈佛访学,是因为我的一个研究纲领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邀请我去的。一个主动选择,一个被动接受邀请,彼此互补,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访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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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阳: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外研究和教学的开放性。

首先是研究机构的开放性。以哈佛的Berkman研究中心为例,它没有自己的学生,固定的研究者也非常有限,每年从全球招募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有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还有来自业界的人员,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层面的决策人员等。共40位左右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到他们的研究中心,进行共同的研究和讨论。

其次是研究议题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在研究机构里,任何话题都可以研究,没有禁区。像Internet & Society这样宏大的议题绝不是某单一学科的就可以单独进行的研究对象,它背后囊括了很多议题,比如:互联网发展与信息安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青少年与网络交往、网络立法、网络知识产权、网络与社会运动空间、网络与性别问题。这些议题跨越了单一学科,反过来也是同样,来自截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却都在探索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议题:人类苦难和未来道路。人文关怀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都体现出来。

还有研究讨论和研究形式的高度开放性。在哈佛,包括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燕京等在中国研究者中非常知名的机构都是对所有听众开放的。另外,每周二中午,Berkman研究中心会举办Luncheon Series非正式讨论,学生、学者、教师、以及在哈佛驻足访问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讨论与他们的研究有关的任何议题。研究员之间的讨论也非常频繁,在进餐或party的形式下,学者们就自己最新的课题进展及问题进行交流,并通过这种非正规的交流获得建议,从而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形成。正是在这种开放性和活跃性下,全球的经验进入我的视野,中国的经验也进入他们的视野。

学术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大学对社会的回馈上。普渡大学每年举办Spring Fest,是大学向社会开放、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尝试。在此期间,很多院系专业在校园里搭起帐篷,面向市民开放,有些科学实验室也全面开放,向市民科普实用有趣的话题,如:鸡是怎么孵化的?病人在家庭中如何进行护理?小学生欺负同伴的机制以及预防机制?如何治疗失眠?而且所有的展示和讲解都有实物出现,不是语言灌输。当地的市民回应热烈,换上各种各样的costume,像过节一样,头上肩上顶着孩子参与进来,兴味盎然。这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春天里饶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当然,市民也表现出高度的文明素质,活动结束曲终人散时,整个校园乃至科研场所片纸不留,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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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这种开放性?

胡春阳:一方面与他们的研究条件有关。哈佛有72座图书馆,每一座图书馆藏书量都非常巨大;学者研究之余不需要为行政事务所累;校园的阅读空间和公共空间也很丰富。另一方面我觉得和观念也有关。他们对多元声音有一种自发的包容和尊重,以Harvard Square为例,人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公共场所,多元化的声音可以在这里得到表达。另外,哈佛法学院的墙壁上挂着的人像,是那些在美国的法律进步史上,为保护人民权利而立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教授、大法官,正是对个体和民主的高度尊重造就了他们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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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除了开放性之外,您还有什么感触?

胡春阳:普渡访学,我是带着明确目的去的。一方面是想了解国外院校学者的研究议题和视野,及其研究方法与研究实施过程,以促进自己的研究;二是参与他们的研究团队,了解导师在学生研究行为中的作用;三是参与课堂教学,了解他们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四是想用一种开放的视野,去接受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更多的可能性。


带着这些目标,我在普渡选了本科课程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博士课程Online Interactions,参加了Steve Wilson教授的teamwork。他们的课程层次分明、门类齐全。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不管是历史、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讲述,还是研究方向确定后细化的课程,门类多种多样,光是2014秋季这一学期,传播学院开设的课程就有100多门,同一门课程还会由不同老师开设,供学生选择。

关于研究议题,普渡大学的人际传播权威学者Steve Wilson,他研究的课题是“美国在阿富汗布防军人的家庭传播问题(归家后的融入问题)”。我的感触一是,日常生活问题,包括家庭问题往往会带来社会大问题。我们总要研究者关心大命题,恰恰忽略了微观主题研究的重要性。Wilson这一研究的成果将来会提交给美国的陆军作战部和各种救助NGO组织,以帮助这一群体更好地适应未来生活。所以说,生活中的问题有时恰恰是最重要的学科问题。感触之二是,研究主题往往与研究者经历有关,我们常常不谈这个。Wilson教授的儿子当过兵,曾到海外驻防,归家后,他与家人产生了巨大的隔膜,甚至得了抑郁症。这正是研究者强大的研究动力。只有深度地关爱某个群体,才可能有切实的体会,乃至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也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研究行为过程,非常科学。Wilson教授的一个课题组中,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博士贡献智力,决定每一步如何在学术操作;硕士介于中间,主要负责文献性的贡献;本科生则是贡献其项目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负责对外访谈等。通过这样多层面架构及其运作,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都得到锻炼。此外,导师每周固定时间会与课题组见面,采取头脑风暴的形式,对同学们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这个过程中,学生的问题也可能会激发老师的思路,教学相长,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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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结合您的访学经历,您对同学们有什么建议?

胡春阳:在联系普渡大学之前,我还联系过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Robert McChesney教授。McChesney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Vincent Mosco、Graham Murdock并列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个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在《富媒体 穷民主》一书中,他认为互联网完全关闭了民主的通道。但中国人的观念和实践可能与此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研究者的公共生活原则与文化语境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语境性。


阅读过他的这本书后,我写了一篇书评,通过E-mail发给他,在信中我向他表达了我的反对观点。之后,他给我发来邀请函,邀请我2012年9月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大家知道,这个学校是传播学的发源地和重镇之一。虽然后来由于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原因,并没有成行,但可以看出,一个开放的真学者,是能够容纳不同甚至与自己尖锐对立的观念的。

这对于我们同学来说或许可以借鉴,我们想研究什么问题,对什么问题感兴趣,脑海中有了明确的想法,通过大量的搜索和阅读,形成自己的思考,再去联系学者,就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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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最后,想请您给同学们推荐一些书目。

胡春阳:我们现在关注“都市传播、空间传播”的主题,基础性思考还是需要了解的。同学可以阅读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这本书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人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及其克服;另外也推荐大家阅读基础性的传播理论书籍,如小约翰的《传播学理论》,大家一般熟悉赛福琳的《传播理论》,这是社会学视角的,而小约翰的则是人文学科视野中的传播学,可以弥补我们传播学知识的不全面。还有,殷晓蓉老师翻译的罗杰斯的《传播历史》,使我们对传播学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了解。如果是研究生同学,马丁·布伯的《我与你》,黄旦老师主编的话语分析系列丛书等都是值得读的高阶书目。同学也可根据自己关注的议题,通过搜索中外文书籍进行广泛阅读。另外,我最近看的多是文学类的书籍,如米兰·昆德拉《笑忘录》、《庆祝无意义》,奈波尔的《大河湾》,野夫的《身边的江湖》,还有些近代文化反思类的书等。

总之还是一句话,不论是研究还是看书,都要力求多元化,看到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可以突破个人的狭隘、有限性。研究也好,读书也罢,最终目的不都是为了获取三种自由:必然的自由,社会契约的自由,以及精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