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代伟人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之际，学界曾兴起对孙中山研究的热潮。近年来，学术界对孙中山逝世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①，集中于中文史料的运用，深化孙中山逝世的政治仪式与政治意义研究，而通过挖掘外文史料，转移研究视角，仍可发现有待扩充之处。本文拟利用日文和英文的报纸资料②，从舆论报道的视角③，探讨外报对孙中山逝世前的政治活动、孙中山病情演变、孙中山逝世影响的认知，通过多语种的史料，研究他者（外国人）眼中的孙中山及“中山”形象的构建过程之一。

一、最后出国：北上途中绕道日本之行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复出重组临时执政府，并邀请广东的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为谋民国统一与和平，孙中山应邀北上，并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和正式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富强建设。13日，孙中山一行离粤北上，17日，到达上海，有传言孙中山将从上海绕道日本，继而前往天津。

日本媒体对孙中山北上和绕道日本极为关注，《读卖新闻》刊文发问为何“以言论和文章作为武器的孙文能够对抗拥兵数万的军阀，并占据特殊地位”，其原因“并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孙文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使国民产生共鸣，激发了国民力量，这是根源于中国深刻文化之中的力量”[1]。

孙中山绕道日本的目的亦引起舆论的注意，虽然当时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津浦线不通，从上海至天津无法走陆路，因此从上海至日本，再从日本坐汽船到天津，更加安全。但这显然是技术层面的因素，当时的政治形势必然使孙中山赴日原因更为复杂。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孙文在上海期间与李烈钧进行长时间恳谈，李烈钧表示在日本期间感受到日本朝野的好意，表达日本对中日提携的真诚，并将之转达给孙文。孙文意识到有必要在天津会议之前与日本朝野各界疏通意志，果断决定前往日本。[2]

《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员还特意针对孙中山赴日目的进行了专门采访，孙中山表示：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中心，因此解决该问题不可能仅靠中国自身，特别是与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密联系。当下中国的改革问题得到日本谅解十分紧要，所以我在赴天津途中先绕道日本……通过采访，孙文向日本宣传政治主张，即召集国民会议提议：1.内政问题，政权从军阀手中转移到国民手中，制止扰乱的源头，通过发展国内产业以安定国民生活；2.外交问题，消除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同时，实现国家的自主权，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和其他各种自主权力。[3]

可见，孙中山赴日目的是政治性的，为了寻求日本对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运动的谅解与支持，获得日本朝野对中国改革的认识与提携。宣传政治理想，汲取政治价值，才是孙中山绕道日本的主要目的。

11月22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一行12人，乘坐上海丸号前往日本。日本舆论界对此充满期待，但怀疑孙文是否会前往东京会见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外务省方面怀疑孙文应该不会来到东京”[4]。对此，国民党驻东京代表殷汝耕曾咨询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回复是“孙文赴天津途中在日本停留，来东京与有力者会面，已为一般人所误会，恐怕将会孙文产生不利影响”，原因是“孙文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被认为是无视现实的理想论，故加以拒绝”。[5]

23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长崎，下午由长崎出发前往神户。在长崎，孙中山对前来欢迎的200余人表示：“将会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6]

24日，孙中山抵达神户，会见了来自东京以及关西地区的新闻记者，并提出两个问题：1.中日亲善的必要性受到很多人质疑，为达成此目的，适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2.现在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想如何？[7]日本舆论给出的答复是，对于第一个问题，两国如果携手，将会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反之，东亚两大国如果有隔阂，对抗英美等国时会不利。……对于第二个问题，日本人对处于长期内乱的中国表示不可理解，但对段祺瑞和孙文的携手合作充满期待。[8]

在停留神户一周期间，孙中山对日本各界发出电报，希望与日本朝野各界友人交流政见，特意向日本贵族院研究会发函，“愿与贵国诸位俊彦，恳谈东亚大局，欢迎诸俊彦前来神户，幸甚之至”[9]，并计划向在留日本的中国人发表反对段祺瑞政策的演说。[10]贵族院研究会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协议结果由福原俊丸男作为研究会的有志代表，赴神户与孙中山见面。[11]此外，孙中山还会见了望月小太郎、头山满等日本各界人士，并与头山满交流四个多小时，孙中山表示：日本必须在诸强里面率先努力指导中国的解放。[12]

离开神户前往天津之时，孙中山向《朝日新闻》发电报：“在日本期间，受到朝野各位及贵社的赞成，非常感谢。我定当为了全亚洲民族复兴而努力，希望将此意思向贵国国民转达”。[13]

12月4日上午，孙文抵达天津，各团体夹道欢迎，孙中山十分感动，“对于各位前来欢迎不甚感激。从民元以来迄今，十三年后再次北上，对于今日这样的热情，文感慨无量”[14]，并再次向《朝日新闻》特派记者表示“……中日两国是东亚主要国家，今后应当共同提携，激扬亚洲气势”。[15]

1924年底的“北上”及提议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实现国内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病倒前的最后政治诉求。赴日目的是一以贯之地谋取推进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获得强邻日本对中国的认可，“为了努力取得世界对统一后的新中国的谅解。解放亚洲以日中亲善为关键，希望给中日关系注入新空气”。[16]

二、黑暗降临：外报关注中的病情演变

回到天津后的孙中山本应该抓紧时间前往北京，抵制段祺瑞试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运动，但死亡的黑暗却慢慢笼罩了他。

根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12月4日夜间，“先生寒热遽作，肝胃区疼痛，实则痼疾肝病恶性爆发。德、日医生初诊断为感冒兼胃病，后又疑为胆囊炎”。[17]日本媒体报道，孙文在六日早晨突然肚子疼，或许是得了胆囊炎，[18]孙文因为过劳和肠胃病感冒，谢绝应酬，并推迟了赴京的日期。[19]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孙中山一直卧床养病于天津张园，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发展。

由于孙中山感到局势紧张，不能再逗留天津，遂于12月31日下午4点拖着病躯入京。[20]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一方面继续宣传政治理念，“表明他不希望寻求政治权力，但呼吁人民拯救国家”[21]，另一方面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由中德美医生组成的7人治疗团队的医治。1925年1月3日发布的会诊声明，认为：1.营养问题严重；2.疾病没有恶性特征；3.需要彻底的休息和持续医疗观察；4.不久的将来需要在医院接受特殊的手术治疗；5.在短期内完全康复的前景比较乐观，[22]但有报道认为孙文疾病的病源是常年积累的胃病导致肝脏损坏……猜疑孙文所得的病是肝癌。[23]

孙中山的病情演变得到外报的严密关注。1月24日，《朝日新闻》指出：孙文已经卧床五十多天，尚未有恢复的迹象……据传病情更加恶化，无法进食，注射了11针药剂。真相只有极为亲近者才知道。有传言说是癌症，不知确否？[24]

1月27日上午，孙中山接受腹部切开手术，陷入危机之中，一度传言逝世[25]，虽经千方百计抢救，但仍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孙文的意识清晰[26]。27日下午医学声明证实发现恶性肿瘤，至下午3点，孙中山的体温恢复正常，脉搏110。[27]医院对传言孙中山去世予以澄清，28日上午，执行院长对东方新闻社表示他无权对孙中山情况发表声明，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孙中山仍然活着。[28]

孙中山被确诊为癌症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日本朝野皆表示震惊。头山满、犬养毅、古岛、寺尾、杉田等都积极询问具体情况，……辛亥革命时期就与孙中山建立了肝胆相照友谊的萱野长知作为日本友人的代表，决定赴北京慰问。萱野长知表示：“失去孙文，将造成日本对中国外交的巨大损失，非常希望孙文能够保住一命。”[29]

    表1  1.27—3.12孙中山生命特征信息统计

    基于孙中山的政治地位，外报对孙中山病情演变几乎做到每天报道，向外界传达孙中山的生命信息，根据北京协和医院以及孙中山主治医生克礼（Dr. Krieg)发布的公告，对孙中山的脉搏、体温、呼吸等生命特征信息统计④。（表1）从1月27日动手术，到3月12日逝世，孙中山的最后阶段生命特征基本被记录下来。

1月30日，管理孙中山病情的政治委员会向外告知，关于孙中山尝试使用天然水蛭治疗的传言是不真实的，……孙中山当然相信现代的医疗科学，即使面临最终危机，孙也不会放弃科学态度，而采取中国的奇异疗法，但持续有人劝说孙中山接受使用中国药物，不是继续接受治标不治本放射疗法，但孙中山选择后者。[30]

2月12日，孙中山的病情愈发恶化，甚至“全身浮肿”[31]，生命的最后期限已经可以预见。18日，孙中山突然从北京协和医学院退院，住到了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子里，被外界认为是放弃了治疗，陷入了绝望，但被近亲所否认。[32]

25日，孙中山最终同意接受中医药物治疗，由享有回春妙手之称的中医陆仲安负责主治。陆仲安对外宣称孙中山将会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完全恢复，但克礼和其他外国医生并没有分享这样的乐观。[33]最终的结果是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无法挽救孙中山。正如西方报纸所指出：“结束了其非凡的和冒险的一生”。[34]

三、前途迷茫：外报舆论中的逝世影响

中山先生的逝世对中国、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虽然孙中山养病已久，各界人士对其逝世亦可预见，有报道称孙中山的逝世在香港地区“没有引起公众的巨大悲痛，可能源自以下几个原因：1.他已经生病太久了，这样的结局不是不可预料的；2.他最近的政策疏远了对广大中国民众的同情；3.听起来不可思议，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孙中山”，但承认逝世不能改变孙中山的地位。[35]

根据外报的整体舆论，当孙中山逝世后，哀悼悲伤情绪蔓延，对中国前途未定深感迷茫，孙中山逝世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即对国民党未来的担忧、对民国政局走向的判断、对孙中山本人的评价和政治追悼“中山”。

（一）孙中山逝世对其创建的国民党的影响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日本媒体就报道，面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即将召开，国民党显得有些惊慌，一方面是已经判明孙中山康复无望，另一方面是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党务问题难以处理……党内派系分裂开始暴露。[36]孙中山逝世可能引起国民党分裂是日本舆论最为关注的地方，“孙中山的去世将会导致国民党的直接分裂，实力派将会拥护段祺瑞，共产派将会转向地方发展。”[37]国共第一次合作由孙中山极力促成，但由此产生的共产主义问题在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共产主义派系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该问题在孙中山在世时已经出现，孙中山本人亦无力修补这样的情势。……此外，国民党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上也存有分歧，即使不是分裂共产主义，国民党也可能在政策上出现裂痕。”[38]孙中山病重期间常伴左右的日本顾问山田纯三郎认为：“失去孙文对国民党是一个打击，适当的继承者很难找到，陪伴孙文身边的人与其相差悬殊。……预计冯自由一派将会从国民党脱离。但阻止分裂的势力非常其强大，大多数希望按照孙文的意愿，维持国民党的兴盛。”[39]

（二）孙中山逝世对民国政局走向的影响

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契机，中国政局迎来新的转机，冯玉祥驱逐溥仪，段祺瑞重新执政，并提出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响应邀请，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宣传和平统一。而就在这转机来临之际，孙中山遭遇“流星陨落”般去世。《朝日新闻》对孙中山去世发表社论，表示“东亚的形势正是需要孙文这样能够抱有高远理想为将来考虑的人物的时候，孙文的忽然去世，不仅对中国将来，而且实际上对东亚将来都是一个巨大损失。[40]孙中山的去世将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41]，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形成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同盟基本破裂，“国民党肯定会退出同盟”[42]，该同盟依靠的是段祺瑞的军阀实力与孙中山的民心背景相结合，但段祺瑞的思想与孙中山的理想还是相差甚远，两者的结合是基于对直隶派系的反对，没有了孙中山的北京政府又会变成一个军阀独裁政府，“这样的政府最多持续一两年”，军阀自相残杀的局面还将持续……国民党的势力仍需进一步发展，支配全国的时机还未到来。[43]

（三）孙中山逝世所引起的对孙中山的个人评价与政治追悼

孙中山在1940年3月被国民政府尊称为“国父”，但这一尊称的源头时间一直存在争议。⑤在孙中山逝世后，外报舆论中就出现了类似“国父”的称号。根据1925年3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当孙中山进京时，就有民众打出“民国接生孙中山先生”的欢迎旗帜，文章解释称“接生”在日本是“产婆”的意思，以符合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的身份。[44]3月14日，更有报道直接将“Fathe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中国共和之父）的头衔用于孙中山，并追忆孙中山的革命一生。[45]虽然逝世了，但孙中山遗留给民国的精神一直被继承发扬，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是学者、理想家和实践家，他酷爱读书，读书和搞革命是其人生的两件大事，被称为“扛着书斋走上街头”，也正因涉猎广泛，孙中山意识到为了中国的强盛，不仅需要政治革命，还需要商业革命、社会革命[46]，根植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将会在民国永存。[47]

为了追悼孙中山，西方和日本都举行了政治追悼。3月18日，在神田中华青年会馆，何天炯主持在留日本华人对孙文的追悼会，并由在日本国民党干事陈季博朗读悼词。[48]4月12日，在京民国人在东京青山会馆举行孙文追悼会。[49]同一天，近百人数在伦敦中国公使馆参加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来自苏俄大使馆的代表向孙中山发表敬意的演说。[50]5月9日下午，东京芝公园增上寺举行孙中山追悼会，参加者有首相加藤高明、宇垣、小川、犬养毅等内阁大臣；田中、床次两政党总务，以及其他中国日本朝鲜等友人，大约800余人。[51]

四、余论：他者眼中的“中山”

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走，为中国命运奋斗至最后一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孙中山的逝世和其引人瞩目的精彩一生一样，引起了报纸媒体的极大关注，“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孙中山的人生与事迹”[52]。通过利用日文和英文报纸，审视他者眼中的“中山”，能够深化关于孙中山的研究。

首先，促进孙中山研究的史料多元化。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大量引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字林西报》、《大陆报》、《南华早报》等日文英文报纸，对外文报纸媒体舆论中的孙中山研究较为缺乏。通过对多语种史料的解读，能够挖掘出他者（外国人）眼中的孙中山形象与“中山”认知。

其次，还原孙中山的更多人物事迹史实。1924年的北上是孙中山的最后政治运动，北上途中绕道日本，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出国。孙中山在绕道日本期间的言论与行程更为充分地反映了其以振兴中国为使命的人生理想。中日历史关系复杂纷纭，从孙中山逗留神户期间的言论可以探索中山先生的“中日观”；孙中山最后阶段的生命特征信息，亦可以通过报道进行还原，展示孙中山临终前的身体、生理乃至心理的变化；孙中山“国父”的最初源起更可以从外报中得以窥视。

再次，通过外报舆论能够认知“中山”的构建过程之一。孙中山之所以被尊称为“国父”，这是一个他者构建的过程。报纸舆论对孙中山行程的报道，对孙中山病情演变的关注，对孙中山逝世后的事迹追悼等等，既可以展示他者对孙中山的评判，又可以形塑他者眼中的孙中山，通过舆论的引导，在民众认知中架构“中山”形象。

注释

①近年来关于孙中山逝世的研究注重于逝世的政治影响与仪式政治等，可参见陈前，吴敏先：《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陈前，吴敏先：《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陈蕴茜：《谒陵仪式与民国政治文化》，开放时代，2008年6期。沙文涛：《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北京治丧活动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林辉锋：《孙中山基督教葬礼问题再探：从宋庆龄与斯诺的一段纠葛谈起》，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黄燕玲：《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奉安往事》，云南档案，2014年第9期。

②日文英文报纸（以下统称：外报）是指以日文和英文出版的报纸，并不仅仅是在日本与欧美国家发行的报纸，日文报纸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为例，读者对象包括日本人和在留华人；《字林西报》、《大陆报》、《南华早报》在中国地区（包括香港）出版，读者对象包括华人和外国人，《曼彻斯特卫报》、《爱尔兰时报》、《印度时报》等在中国以外地区出版，读者对象为外国人。

③可以参见段贤敏：《从<大公报>看孙中山逝世对时局之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郭辉：《“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姜小平：《最早报道孙中山逝世过程的<群强报>》，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4期。

④有关孙中山最后阶段的生命信息报道可以参见：“Dr. Sun's Health”,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an 31,1925, p.173; “Sun Yat-Sen Weaker”,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7,1925, p.213; “Sun Yat-Sen's Condition is still Unchanged”, The China Press, Feb 8,1925, p.1; “Dr. Sun Yat-Sen is now Weaker”, The China Press, Feb 11,1925, p.1; “No Change in Condition of Sun Yat-Sen”, The China Press, Feb 12,1925, p.1; “Dr. Sun Reported to be Sinki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14,1925, p.256; “Dr. Sun Grows Steadily Weaker”,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21,1925, p.297; “Sun Yat-Sen is Reported as being Weaker”, The China Press, Feb 24,1925, p.1; “Sun Yat-Sen Grows Weaker”, The China Press, Feb 25,1925, p.1; “Dr. Sun Yat-Sen's State of Health”,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28,1925, p.338; “Dr. Sun Suffers but has Fairly Restful Night”, The China Press, Mar 1,1925, p.1; “Dr. Sun's Condition”, The China Press, Mar 6, 1925, p.1; “Dr. Sun Yat-Sen and Chinese Doctor”,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 7,1925, p.382; “Dr. Sun Yat-Sen Resting Easier”, The China Press, Mar 8,1925, p.1; “Dr. Sun Yat-Sen Worse”, The China Press, Mar 12,1925, p.1.

     ⑤可以参考：林友华：《孙中山的“国父”尊号考》，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魏文享：《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林辉锋：《再谈孙中山“国父”尊称的由来》，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5期；苏芃芃：《从民国邮票看孙中山的“国父”形象》，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海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3期 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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