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动员:建构民族团结的一种策略

来源:新闻界 作者:王雪晔 浏览 0评论

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2016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西北地区(青海)调研考察时再次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对于西北多民族地区而言,维护民族团结其实离不开大众媒介的话语建构。比如媒介话语“维吾尔族人家里,每顿饭也都要炒几个菜,而炒菜却是汉族的饮食习惯;去清真餐厅也能吃到牛羊肉版本的鱼香肉丝,拌面就更是了” [1],充分体现了多民族长期的聚居、交流与融合。媒介从话语的维度呈现西北多民族在特定地域空间和社会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 [2],强调“民族团结”的报道框架,期望“对社会及人们的思想、心理、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 [3],进而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因此,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在于,媒介话语是如何在建构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建构民族团结的媒介话语动员策略有哪些?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框架分析的视角展开对媒介话语的研究,从隐喻、范例、流行语和描述四个维度具体呈现西北多民族地区的媒介话语实践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构民族团结的媒介话语动员策略。

 

一、框架分析视角下的媒介话语研究

关于话语的研究,学术界呈现出两种考察方法:“非批判的”(non-critical)和“批判的”(critical)的方法。前者指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textually-oriented discourse),如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将“话语”定义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 [4]。巴赫金将话语视为“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认为“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们对历史现象、社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而这种‘社会评价’决定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 [5]。相比之下,批判的方法不仅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以及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批判方法的代表人物是福柯,他认为“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 [6]。因此,对媒介话语的研究也将通过非批判和批判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在建构西北地区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媒介话语的报道框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早将“框架”这一概念引入大众传播研究的戈夫曼(Goffman)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个人或组织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包含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即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进行特别地处理,以解释意义。之后,甘姆森(Gamson)等将“框架”定义为媒介文本的内在结构和组织新闻材料的核心理念,借助这种结构和理念,新闻报道暗示受众该如何理解新闻事件。而在里斯(Reese)看来,框架“连接着报道内容和政治、社会权力等更宏观的议题” [7]。通过三者在新闻本体、阐释和文化层面进行的框架分析,能够全面地引导我们理解:作为社会议题及其意义的媒介话语是如何被建构、组织与展开的。

在分析有关西北多民族的媒介话语中,本文将以甘姆森等提出的“媒介话语包”(media discursive package)作为分析工具。因为它全面地呈现了大众媒介在新闻报道中采用的“框架工具”(framing devices)—“隐喻(metaphors)、范例(examplars)、流行语(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s)和图像(visual images)” [8]。其中,“范例”指经常被用来反映报道主题的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流行语”是指总结报道主题的话语,如“主题陈述、文章标题或口号”等;“描述”则是通过隐喻、范例等表现特定主题的丰富多彩的修饰语。本文着眼于大众媒介有关西北多民族报道的话语分析,所以舍弃“框架工具”中的“图像”,将从“隐喻”、“范例”、“流行语”、“描述”四个维度进行具体考查。

在媒介文本的选取中,本文以“民族”、“各族”等为关键词,筛掉指涉“中华民族”这一内涵的相关媒介报道,最终选取了13份大众报刊近三年(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有关西北多民族的624篇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这13份大众报刊分别为:西北五省的省级党报和都市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青海日报》、《新疆日报》、《三秦都市报》、《西部商报》、《新消息报》、《西海都市报》、《新疆都市报》,以及三份国家级报刊—《中国民族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之所以选取这13份大众报刊,主要是因为它们分别从省级、国家级层面对西北多民族进行了相对全面、细致地报道,是研究媒介话语建构民族团结最具代表性的媒介文本。之后,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具体阐述媒介话语建构民族团结的实践表征,以及报道框架背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内涵。

 

二、“民族团结”报道框架的媒介话语实践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本进行编码与细读,本研究发现:媒介话语在隐喻、范例、流行语和描述四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民族团结”的报道框架,而且侧重于呈现多民族之间的共性与融合、淡化他们之间的差异。媒介话语创造的这种“拟态环境”,无疑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表1)

   表1  关于西北多民族媒介话语的框架分析

 

 

 

 

 

 

 

 

 

 

 

 

团结花、和谐曲、常青树、石榴籽、生命线、家、血肉相连、手足相亲、连心桥、吸铁石、兄弟、兄妹

 

 

 

革命年代,毛主席与回族老人促膝长谈;抗日战争中回族教主洪寿林挽救了两名红军战士的生命;抗战时期,为了支援前线,新疆迪化78岁的老太太摘下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捐献,温宿县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喀什一位贫寡妇女把自己一穗一穗捡来的一袋小麦送上献金台……

 

 

 

加强民族团结 同心共筑“中国梦”;汇聚民族团结的筑梦力量;同唱团结歌,共圆中国梦;民族大家庭同心共谱和谐曲;筑牢民族团结生命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民族团结一条心,社区和谐一家亲;民族团结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  

 

 

 

 

 

 

 

汉族的婚礼有回族乡亲参加,回族的节日上也会给汉族的群众送去烩菜和油饼;“回族人过开斋节、古尔邦节,我们也一起过;我们过春节,回族人也会来拜年,大家像亲人一样”;“‘5·22’暴恐案件发生时,受伤的维吾尔族大妈沙热古丽·沙依提被一个不知名的汉族的哥救起”;汉族军官何健13年如一日坚持照顾、资助回族残疾青年李少军一家,累计资助20多万元,6次动用准备结婚的钱,4次推迟婚期;宁夏海原县回族妇女马志英,多年来救助抚养了186名回汉贫困女童;维吾尔族儿子和汉族儿媳,簇拥在身着绚丽维吾尔族传统服装的古丽巴尔身旁,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信而幸福的笑容……  

(一)隐喻话语:关注美学事物和身体

在624篇媒介报道的新闻标题中,有80篇涉及隐喻话语。其中,“团结花”、“和谐曲”、“常青树”这些承载着美学想象且具有文化共通性的事物,是媒介隐喻“民族团结”时采用最多的话语。(表2)比如,“新疆和田县:五月,民族团结花盛开”、“和谐序曲荡漾在冬日的古城”、“塞上响彻‘同心曲’”、“用心浇灌‘民族团结树’”、“东果堂村:一棵茂盛的民族团结大树”等隐喻话语。它们能够还原自然本身的和谐美好,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找到一条转向美学想象的途径,进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睦关系。因此,媒介话语呈现的事物,已经“不仅仅是静态的物质存在,而且进入了社会的心理深处,通过作用于情感领域” [9],传递出一定的民族团结理念,更容易唤起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心理共识。

       表2  新闻标题中主要隐喻话语的数量及百分比

团结花

和谐曲

常青树

生命线

家/家人

其他

n=29

(36.3%)

n=18

(22.5%)

n=6

(7.5%)

n=5

(6.3%)

n=4

(5.0%)

n=18

(22.5%)

除了关注自然空间中的美好事物,媒介隐喻话语还往往诉诸于人的身体。比如“民族团结手牵手,和谐发展心连心”、“各民族共御外敌,血肉相连”、“各族人民手足相亲”、“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群众的生命线和幸福线”等话语。通过“心”、“血肉”、“手足”、“生命”等与身体相关的隐喻话语,能够唤起人们的直接体验,使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通过具体可感的身体,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思想—各族人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关系。因为“概念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embodiment)而形成,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 [10]。

(二)范例话语:呈现“民族主义”语境

范例话语主要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置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具体而言,大众媒介几乎都在强调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为实现国家独立统一而共同奋斗的真实故事,进而表明各族人民友好相处有着良好的历史基础。

比如,红军长征会师之时,毛泽东宿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与回族老人在土炕上促膝谈心,亲如一家;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为抗战前线募捐了154架‘新疆号’战斗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教主洪寿林在两名红军战士遭到敌特盯梢围捕的紧急关头,“让他们躲进了‘禁房’。整整七天七夜,洪教主和妻子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送饭送菜,最后让他们装扮成阿訇的样子,成功转移” [11]……“大众传媒通过对一些特殊事件、人物的关注,激起人们普通的情感,而人们往往依靠这些情感和意识构筑一个想象共同体,确认自我身份和归属。” [12]

(三)流行话语:侧重表达主流价值

流行话语主要呈现了带有“中国梦”、“民族团结”、“心连心”等高频词的总结性宣传标语。通过“聚合轴(paradigmatic)与组合轴(syntagmatic)” [13]的变换,媒介对人们熟知的流行话语进行解构与重构,最终建构出大量彰显主流价值的话语。如“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筑就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梦”、“让边疆各民族文化随‘中国梦’一起飞扬”,以及“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等流行话语,表达了倡导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繁荣的主流价值。此外,朗朗上口的《爱我中华》歌词、“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也经常作为流行话语呈现在媒介报道中。这些承载着主流价值的媒介话语,侧重于表达西北地区多民族的共性,旨在使他们通过对“共性”的承认、接受和皈依,想象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文化身份及其暗含的意义框架,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及民族团结的心理认同。  

(四)描述话语: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和细节 

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也是媒介报道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叙事形式。在媒介的描述话语中,呈现了许多西北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故事—“乌鲁木齐天山建材社区3个民族24户居民亲如一家人”、“西安老人为56个民族861户家庭拍全家福”、“两个民族的四世情缘”……媒介故事具有纪实性、情节化等特征,能够创设一种高情感的“情境”,更容易抓住受众的注意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仅能完成民族团结的意义建构,而且可以保存现实事件并形成民族团结的历史记忆。在故事的描述话语中,媒介还呈现出许多凸显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细节—“汉族大嫂去市场,出门时总会问一下回族阿姨需不需要捎点什么;回族阿姨闲聊时,也会帮忙看着汉族玩耍的小孩”、“孙家河村是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一个回汉杂居的村子,当地有一个风俗习惯,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小孩出生后会认一个干爸爸。孙石头从小就有一个汉族爸爸和一个回族爸爸”……描述话语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通过一个个生活细节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让受众体认多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

 

三、促进民族团结的媒介话语动员策略

虽然媒介的隐喻、范例、流行语、描述话语均呈现出“民族团结”的报道框架,但话语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如:隐喻话语同质化表征明显、范例话语关注范围有限、流行话语忽视了受众的阅读心理、描述话语刻意突出民族身份。因此,媒介需要完善建构民族团结的话语生产。具体而言,从话语生产的三个向度——“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14](词汇、语法、文本结构,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以及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出发,建构媒介的隐喻、符号和隐性权力话语,营造具有文化共通性特征的“拟态环境”,将成为建构民族团结的重要策略。

(一)创新隐喻话语,增强心理劝服

隐喻是“一种能以明显的或隐秘的方式支配概念形成和运作的思维机制” [15],是人类认知和表达世界经验的一种方式,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话语、思想和行为中。“儿童时期,我们就是通过隐喻来进行社会交际和感知世界的。” [16]在建构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媒介使用的隐喻话语虽多,但缺乏创新性,主要表现为:隐喻事物有限、隐喻结构单一。如“柴达木绽放民族团结花”、“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天山南北”、“塞上响彻‘同心曲’”、“河湟谷地奏响民族团结和谐曲”等隐喻话语,均呈现出“团结花/和谐曲+地点”的话语结构。因此,媒介应创新使用隐喻话语,以增强对受众的心理劝服。

具体而言,除了花、歌曲、树、石榴籽等常用的隐喻话语,媒介还应该关注更为丰富的空间事物和身体部位。因为“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 [17]。媒介可以创新使用类似于“民族团结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构建民族团结的‘和谐号’”、“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化解民族隔阂的一把‘金钥匙’”、“各族干部群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等隐喻话语。通过将本体(民族团结)与喻体置于一种并置结构关系中,实现“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与文化最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 [18],从而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创新使用隐喻话语尤其需要彰显西北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比如,“一颗瓜秧子上结出来的哈密瓜”、“民族团结的甘泉 让瀚海再无‘荒漠’”、“格桑花开格外红”等隐喻话语。通过“哈密瓜”、“甘泉、瀚海”、“格桑花”的隐喻,三者分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各族人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系、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藏区民族团结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些隐喻话语的使用技巧恰恰回应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说什么、如何说”蕴含着不同的话语能量。通过“地域特征”与“共通意义”的巧妙结合,隐喻话语能够自然而然地拉近与多民族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利于增强西北各族人民对民族团结的认同感。

(二)拓展符号话语,建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形成并保留于特定的地域空间中,“承载着岁月的积淀、熟悉的景致、历史中的故事,并深深地打上了个体生命情感与集体无意识的烙印” [19]。就西北多民族地区而言,媒介需要突破相对单一的“民族身份”符号话语,更多地转向地域空间、民风民俗、地方语言等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其中挖掘更多彰显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符号—特定的建筑、服饰、食物等。

比如,媒介话语“远远望去,古朴庄严的清真大寺、清真西寺与风格独特的米拉日巴佛阁、香雾缭绕的二郎山庙交相辉映。每逢夜幕降临,合作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上人影攒动,热爱着故土的各族羚城人每晚都在这里来一次舞蹈狂欢”。通过征用大量既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又凸显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符号:清真大寺与清真西寺—回族的标志性建筑、米拉日巴佛阁—藏传佛教的寺院、二郎山庙—佛教寺庙、“香巴拉”—藏语的音译(意为“极乐园”)、“羚城”—甘肃合作在藏语中为“羚羊之地”、锅庄舞—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容易使各族人民产生一体感与连带感,进而形成一种根植于深层意识的、对民族团结的心理认同。此外,媒介话语在呈现“日月山”这个文化符号时,讲述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途中的故事,以表现历史人文景观承载的民族团结内涵。“乡亲们就像沙漠的胡杨一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就算有一块馕也要掰开来大家一起吃”,也体现出承载着物质客体或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媒介通过建构“沙漠胡杨”、“馕”等“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 [20],能够使西北地区的多民族形成集体记忆,并且对地域文化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认同,从而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三)增加隐性权力话语,形成身份认同

社会性、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进行运作。在有关西北多民族的媒介报道中,含有明显权力话语的新闻为443篇,占71.0%。权力话语主要呈现在有关民族团结的社论、消息中,表现为对工作计划、成果总结、调研与慰问活动、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精神传达会、先进单位或个人表彰等内容的报道。在受众拥有媒介选择权的时代,宣传色彩明显、带有灌输意味的媒介话语,很难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媒介需要增加隐性权力话语的使用,以相对委婉的方式实现建构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媒介可以减少使用抽象化、理论化、政治化、宣传味道浓的消息或社论话语,多征用富有西北地域特征的话语形式。比如,媒介可以采用当地多民族受众喜闻乐见的民谣—“青海青,湟水黄,三江源头是我家。民族娃,团结花,兄弟姐妹是一家。汉藏蒙,回土撒,各族人民把手拉……草原盛开民族花”;或者民间编唱的山歌“花儿”—“民族优待心上乐,花儿飞出心窝窝,一曲花儿心一颗,党恩难忘千万歌”……类似于这样富有地域特征的流行话语,“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能力,还意味着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风俗人情系统” [21],因而更容易使西北地区多民族产生心理接近与身份认同感,进而在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中激发他们的兴趣。

受众喜闻乐见的媒介话语看似淡化了官方的权威,却并不会削弱其建构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因为媒介话语中还包含着隐性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 [22]。从这一点来看,媒介的隐喻话语其实体现了一种相似关系的建构权—通过铺设一套呈现特定价值观、信仰与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在潜意识层面建构受众对民族团结理念的认同。此外,福柯在谈及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时,将话语置于社会实践及其过程的中心位置,认为被建构的话语是整合知识、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媒介可以按照权力主体希望呈现的话语构成规则(包括主体位置、理论客体等)、使用技巧(如建构或重复使用隐喻、流行语等),实现有利于建构民族团结的微观权力。比如,媒介可以较多地呈现西北各族人民接受采访的话语—表面上是他们个人思想情感的表达,但其实已经打上了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烙印。于是,西北多民族在媒介话语实践中关于民族团结的宣誓,就成为克雷格·卡尔洪所说的“制度合理性的前政治基础” [23]。通过微观、隐性权力的施展方式,媒介话语能够更有效地表达主流价值,并实现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长久维持。 

 

四、结语

    媒介话语深刻地影响着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建构民族团结的重要路径。通过对13份大众报刊近三年有关西北多民族的新闻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本文从隐喻、流行语、范例、描述四个维度呈现了媒介话语建构民族团结的话语实践表征。具体而言,隐喻话语注重呈现“团结花”、“和谐曲”、“常青树”等美学事物,以及“心”、“血肉”、“手足”、“眼睛”等身体部位;范例话语能够唤起“民族主义”情感;流行话语侧重表达主流价值;描述话语呈现了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故事和细节。在媒介话语实践表征的基础上,本文以费尔克拉夫话语生产的三个向度—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为逻辑起点,从隐喻、符号和隐性权力的角度提出了媒介话语建构民族团结的具体策略,即:创新隐喻话语,增强心理劝服;拓展符号话语,建构集体记忆;增加隐性权力话语,形成身份认同。媒介的隐喻话语通过一种相似关系的建构权,铺设了一套呈现特定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能够为政治问题提供行动方向。媒介的符号话语能够创造性地使用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建构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集体记忆。媒介的隐性权力话语则能够引导社会主体建构话语的构成规则及使用技巧。三种媒介话语策略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播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一中心价值、实现对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心理劝服,以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原标题:媒介话语动员:建构民族团结的一种策略—基于西北多民族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

作者简介:王雪晔,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3期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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