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美国文化研究的重构及其问题

来源:新闻界 作者:吴欣慰 浏览 0评论

随着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全球文化研究学术版图的形成,美国文化研究不仅在美国本土成为一个显学,在全球文化研究学术发展脉络中处于日益上升的主导地位,围绕这一现象展开的学术讨论也成为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话题。[1]从学术脉络的角度来看,引发大量讨论的议题除了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关系之外,还包括在美国内部,文化研究与其他知识和学科资源的关系,尤其是文化研究如何在早期借助传播学科获得发展,但又逐渐与传播学拉开距离,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身份和学术议程。

然而与这种迅速崛起和繁荣发展相伴随的,是不间断的争议和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文化研究中日益突出的批判立场淡化的趋势,尤其是其中十分明显的去政治化和后现代主义倾向。①[2]连中国大陆学者都注意到了美国文化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文化研究的美国之旅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论化的过程,而同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受众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3] 针对这些批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例如,美国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构筑现代性的文化理论实践在关键时刻(conjuncture)通向未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政治实践问题与知识分子肩负的政治责任感。[4] 这里涉及何为政治性和批判性的问题。在美国本土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学者显然做出了与其他传播学派不同的回答。尤其是在广义的批判的传播和媒体研究领域内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立场的文化分析家与主流文化研究者之间发生了持久的冲突和对话,而这场对话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也许不只限于学术史上那几次著名辩论。

实际上,在考察美国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合作和冲突的关系历史十分复杂。所以问题来了,批判的传播学是美国文化研究的登陆点,但为什么美国文化研究会成为传播学批判学派集中批判的对象呢?

 

一、文化研究与美国传播学的相遇

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经历过几个时期的演变。在英国伯明翰传统进入美国之前,被人们称为“文化研究”的领域就已出现。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人文社会学界首先掀起文化分析的热潮,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方面。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比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露斯·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和鲁西安·培(Lucian Pye),从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展开对文化的分析。[5]但这一早期的广义“文化研究”与后来的狭义的“文化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早期的某些理论方法持有社会批判立场,也不被功能主义传统和实证研究主导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所接受,逐渐被边缘化。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这一说法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模糊和广泛的指称。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经回忆道,在那个时期所谓的“文化研究”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这样的社会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样的媒介技术理论家,以及“那些愿意投入到反对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认为是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工作。[6] 对于文化的批判性工作成为凯瑞、爱荷华大学的学者如汉诺·哈特(Hanno Hardt)以及少量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坚守的边缘性阵地。从这个角度说,早期的所谓美国“文化研究”只是一个含义宽泛的界定与主流学术立场不同的各种批判理论身份的标签。

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研究才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它的兴起并没有与文化人类学、文艺理论或社会学紧密缠绕在一起,而是与传播学产生了一种天然的纽带关系。作为当时唯一愿意持续开放一些学术空间给文化研究的学科,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文化研究早期在美国的顺利发展。这也许与文化研究能够为传播学摆脱功能主义范式的困扰提供一定的帮助有关。

在当时,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联结点。在一系列代表性文章中,凯瑞提出传播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紧抓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并在后来的发展中突破了一开始机缘巧合和策略的意义,使寄居于传播研究中的美国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正式范式出现”。[7] 凯瑞等人所提倡的文化视角的传播观,以及美国传播学中的批判潜流,都与处于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传播学之间存在紧张的理论竞争关系,这种矛盾状态从客观上创造了美国批判传播学研究对欧洲批判性学术资源的内在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英国文化理论家及其理论受到美国学院知识分子和左翼批评家的拥戴。左翼理论家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尔等人理论的引介以及英美国两国之间展开的大规模学术交流活动,拉开了文化研究美国化发展的序幕。时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的宣言性演讲[8],成为催生美国文化研究形成的重要事件。

在这一过程中,格罗斯伯格与传播学家凯瑞之间的紧密学术关系成为美国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之间关系的一个微观论证。“凯里是当时他在美国唯一认识、而且在试着从事一些霍尔认为是文化研究的东西的人。美国的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是有原因的,其一是凯里来自的芝加哥学派(以及杜威〔John Dewey〕)跟威廉士等人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有不少相通和相近之处。凯里和传播学的人士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对我的宽容是有迹可寻的。”[9]由此可见,格罗斯伯格所引领的美国文化研究与作为功能主义主流传播范式对里面的美国批判传播研究之间存在高度重重合的学术旨趣和现实需要。除了《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Overcoming resistance to cultural studies)等文章之外,凯瑞通过参照文化研究路径所构建“作为文化的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成功创建了一条超越实证主义而更多关注人文主义的传播文化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落实文化研究的学术合法身份。

在此过程中,格罗斯伯格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从凯瑞所在的传媒系(传播研究所)起步,以这个典型的传播学学术科研机构为载体,他成功地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活动。1983年,他组织召开了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的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的学术会议,成立了美国文化研究的早期组织“传播哲学小组”(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Group),把文化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整个文化实践领域”,完成了美国文化研究学科化和核心学术议程设定的基础性准备工作。随后,在1984年,他组织举办了长达三周的由霍尔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人主讲的学术课程。1987年,他开始主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杂志。到1990年代,在传播学这棵大树的庇护下,文化研究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发展,已经在美国知识界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特指以英国伯明翰学派,尤其是以威廉斯、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思想家的理论为基础的左翼学术领域。与此同时,格罗斯伯格和卡尔·尼尔森(Cary Nelson)等人也着手于文化研究的美国化重构的工作,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化研究论著相应问世。例如,迄今依然被广泛引用的《文化研究引介》(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10]和《文化研究的构成: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The Form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American in Birmingham)[11]这两篇奠定了美国文化研究基本理论取向的著名论文就发表于这一时期。

 

二、学科建制化的后果

美国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早期的进入阶段到1990年逐步在美国知识界确立自身的独立学术地位,与英国文化研究兴起和发展阶段的社会和学术语境完全不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同于英国教育和学术体制的美国大学学术体制环境。这种体制环境使得任何想要进入美国本土的学术思想都必须与大学学科体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博弈,从而为自身在现存体制范围内获得合法性身份。可以看到,作为一门外来学术领域,起源于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在被格罗斯伯格等人引入美国之初,面临着跨语境重构和确立学科合法性的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标明自身与各种被人文学者冠之以“文化研究”名目的不同思想和学科领域之间的区别。换言之,美国学术界强大的大学体制传统使得文化研究必须适应美国大学学术体制的规范要求,明确阐释自身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从而在大学体制内获得一席之地。正如上文所说,文化研究一直以传播学作为栖息地才能得到发展。传播学作为一门在当时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较为成熟的主流学科,与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一部分理论旨趣的交叉,从而顺其自然地成为文化研究进入美国大学和学术体制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文化研究这项在英国明目张胆的跨学科工程在美国学院内被激进而迅速的学科化了, 因为跨学科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而学科又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驻扎在了美国大学的高墙之内,并迅速成了其间的显学”。这一取向的拓展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商机:“包括出版社、刊物、会议、大学、职介机构在内的诸多美国学术机构‘在文化研究’中创造了重大投资机会,尽管它们有时并不了解其历史、其实践者、它与其他传统学科的关系,以及它在学术圈外的生命力。”[12]

这样的学科建制化发展对于格罗斯伯格来说可谓喜忧参半。他和尼尔森等人一直致力于打造文化研究在北美的体制化空间,文化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正是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无论是举办学术会议,创建或编辑期刊,还是建立类似像文化研究协会这样的组织,体制性的工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但学科化发展导致的商业化和边界泛化也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格罗斯伯格回忆道,“在文学系或者人类学系,你突然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自称是文化研究工作者,但他们从来没有读过文化研究的著作。” [14] 在《文化研究的流通》(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一文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文化研究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商品’,非但不向其主流传统发起挑战,反而迅速出现在包括社会学和文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内。”[15]连来自英国的老师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经针对这一问题对格罗斯伯格等人发出警告,美国文化研究“需要意识到建制确立的危险”。[16]

将传播学作为文化研究展开的“场所”或制度性空间并逐渐模仿传播学的学科化和建制化趋势,这种基于美国大学体制制度与学科合法性现实需要所做的策略性选择开始逐渐显现出潜在的负面效应。凯瑞式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交叉研究路径作为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对抗的人文主义范式接纳文化研究学术资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不同传播研究的学派立场出发,凸显自身学术议程的重要性。因此,美国传播学对于文化研究的吸收和从社会批判视角出发对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对象的研究之间存在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在凯瑞那里,文化研究既是一种视角,也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视角,它实现了对‘传播’观念的转换,作为一种方法,它更多地是指那种注重‘描述’‘阐释’传播与现代社会关系的非量化的传播方式。而在格罗斯伯格那里,文化研究首先是一种政治诉求。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更多地是面临当下‘语境’的一种方法、理论的全面‘杂糅’。”[17]

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降低为简单学术流派之争的做法,使得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学者在注重学科化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不断地强调文化研究与传播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区隔。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我不得不说我跟传播学的关系是很矛盾的……凯瑞和我的背景很不一样……我们的历史、形势、理论和政治都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具体表达和实践我们对文化研究这项工程的承担。”[18]格罗斯伯格意识到,借助传播学获得的学术能见度和合法身份地位,使得左翼社会批判知识运动的文化研究原有的内在学术旨趣遭遇到被重构的挑战。

 

三、与传播学的切割与身份的迷失

迫在眉睫的挑战要求美国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之间展开一场切割运动,并在学理自证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自证的方式主要是在关切本土现实的基础上,回归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并强调这一传统的核心原则和方法逻辑。格罗斯伯格本人就十分重视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的思想,特别是对霍尔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解读和访谈工作,并介入到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历程的引介和历史分析之中。[19]通过与英国传统的持续对话,从1990年代开始,尼尔森和格罗斯伯格等学者都展开了对文化研究边界进行学术厘定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格罗斯伯格提出“语境”(context)、“接合”(articulation)和“情势”(conjuncture)或“关键时刻”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恰恰是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最核心的术语和方法落脚点。与凯瑞的传播学路径不同,文化研究的“出发点是对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对学科建树的关注……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哪一个关键时刻转向另一个关键时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语境中把握新与旧、相似和差异、有机和随机的元素间的平衡?’。”同时,文化的政治性与权力抗争是文化研究的主旨。“文化研究是一种将理论政治化和政治理论化的方式……探索人们的日常生活怎么被接合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中。”显然,这种定义是带有伯明翰学派文化政治批判特征的。

在强调伯明翰传统在铆定文化研究核心批判特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格罗斯伯格等人也在思考用伯明翰学派战无不胜的方法:建设跨学科工程。他宣称美国文化研究必须兼容并蓄,具有开放性,学科交叉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对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在内的各种领域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把握,是对各个学科的挑战,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疆界。”[20]格罗斯伯格对《文化研究》杂志定位的描述也鲜明地体现在了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使来自各个国家、拥有不同知识传统的学者、研究人员、学者及从业人员相互联系并了解各自的工作”,美国文化研究“采取了决定性的、整合松散的下属学科的形式,包括突出的媒介研究,性事、性、身体研究,科技研究、身份和多元文化研究,都市和社区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化研究,以及通俗文化、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研究。”[21]

与此同时,格罗斯伯格还得思考如何在脱离传播学的学科体制限制后,重新与美国本土的社会语境和社会思想进行对话,从而在维持批判性特征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美国化。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需要进行“去地域化文化研究”和“重新地域化文化研究”的双重工作。换言之,这种重构工作需要第一步把文化研究从其发源的英国的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将起源于特定具体语境的理论原则一般化;第二步再经历批判的吸收和重构的过程,创造一个“美国传统”的“话语的空间接合”。

然而,英国文化研究所确立的批判传统与美国本土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之间很难维持平衡。文化研究不断地被传统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入侵”。而“重新地域化文化研究”与所有本土化发展的努力一样,难免会遭遇妥协的考验。比如,凯尔纳就体会到:“如果要让美国学界接受德波,就必须对其进行美国化的改造;但如果进行这种改造,德波的思想就会走到其原有思想的对立面上去。”[22]所以,这种跨学科发展以及后现代路径的调和策略所带来的,却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快速泡沫化。这也能解释美国文化研究的的学术景观何以如此呈现。作为重要栖息地的传播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给美国文化研究注入美国化元素,这种美国化元素的加盟是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所乐见的,通过跨学科发展和后现代理论的“接合”方式,这些学科的理论优势资源共同融入文化研究之中。但由此带来文化研究核心特征的不断模糊,最终呈现为任何涉及文化的研究,不管其是否具有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本来应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都被冠之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正如纳尔逊所警示的那样:“在过去二十年内席卷美国的所有知识运动中,没有一个像文化研究这样被如此肤浅地、机会主义地、毫无反思性地以及非历史化地加以对待。对那些毫无历史感可言的人,即那些朝生暮死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范式。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文化研究有着漫长的为了界定自身而斗争的历史,它诞生在阶级意识和对学院派的批评之中。然而对许多美国的人文学者而言,这个概念却只不过是他们重新包装他们一直在从事的老行当的一个工具而已。”[23] 而乔尔·菲斯特(Joel Pfister)则十分敏锐地指出,在几乎没有政治的可选择道路的美国语境下,文化研究只能变成一个“文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后现代的理论拼接……已经失去了霍尔把传播过程植根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的意义”[24]。这显然从另一个角度造成了霍尔所担忧的文化研究的去政治化和自我瓦解的“危险”。

完全泛化与空洞化的美国文化研究,最后终于走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反面。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左派立场与历史使命感,也失去了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特色路径。也正是因为如此,早年与之并肩作战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左派传播思想,成为了美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批评者。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过去几十年来以教科书产业和教学机器所主宰的体制化和产业化发展,以及外部持续“入侵”所造成的无边界的万能标签现象,持续消解了美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带有社会批判色彩的知识生产领域的基本原则和学术特征。传播学带给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一方面促成了文化研究自主身份的确立,但也在学科化机制不断渗入的过程中将文化研究去政治化了,使其变成了一个缺乏思想活力和现实关怀的谋生手段,而非一个致力于文化民主进程的社会批判思想工程。与伯明翰传统渐行渐远的美国文化研究成为一个脱缰的野马,在去政治化和淡化批判色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正如珍妮特·沃尔夫(Janet Wolf)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文本化的变迁,其结果是原有的文化研究工程的去政治化及社会学批判研究演变为一种新的阐释学。”[25]

从以上分析的美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反观传播学特别是北美传播批判研究,我们会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事实上,“文化研究真是反思当代传播学科建制的一个绝好窗口”[26]。上述讨论表明,美国的文化研究是几乎与北美批判传播研究的早期发展处于同步状态。作为传播研究的“另类研究路径”,美国传播学者对文化研究资源的吸收,旨在“推动传播研究知识边界的实质性拓展”。正如王金礼等对1983年美国《传播学刊》专刊“领域的躁动”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当时美国播学研究的处境几乎与文化研究的状态如出一辙。当施拉姆坚持“用繁忙性的事务性工作……论证传播研究的繁荣”之时,而格伯纳却如实指出了北美传播研究的困境:“贝雷尔森断言是一个涉及到传播研究身份合法性的严肃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富于启发性与解释力的思想的创造问题,传播研究无论如何热闹,它实质上就只能处于知识生产与学术权力的边缘。”[27]凯瑞对于文化研究的吸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形塑传播批判研究,寻求理论原动力,正视合法性的身份建构问题。

反思美国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传播研究与欧美不同,主要在新闻学术场中进行。作为新进入者,传播研究者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学术场的影响。”[28]这种传播研究引进过程中与新闻学的关系,以及始终面临的学科弱势地位与多元范式的匮乏,都与1980年代的美国文化研究身处美国主流学术体制的强大制约之下借助传播学获得学术自主性的过程,以及其后经历的“大跃进”和学科边界泛化现象,都有一定的可比之处。直到今天,虽然传播学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但却始终未能摆脱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和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乏力的尴尬处境。尽管,美国文化研究所处的学术语境和社会背景与中国本土传播研究所处的条件不同,但从本文所探讨的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学科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中,我们依然可以意识:一方面,对外来理论资源的理解和借鉴,必须回到其最初的社会和思想脉络语境中去准确把握其问题意识,对其本土化的阐释和应用不应当完全割裂开这些理论工具和方法传统本来所具备的批判性。这也有利于我们明确本土学术实践的真正价值,即学术的真正使命在于运用对社会结构、历史、实践和社会过程的理论化阐释,从智识上对权力现状及其合法化机制提出批判,从而为想象另一种可能性打开思想的阀门。另一方面,应当坚持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立场,把对传播学学科身份属性的界定建立在凸显传播学研究的现实问题意识和公共性价值之上,由此,才能避免美国文化研究所遭遇的研究泛化和空洞化陷阱,从而找到化解学科身份的合法性危机的可靠根基。

 

注释

    ①20世纪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发生两次学术交锋。第一次是发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之争,斯密塞指责文化研究忽略经济要素的盲点,文化研究则批评传播政治经济学存在经济化约论的错误;第二次论辩发生在90年代,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对话”专刊中,以格罗斯伯格和凯瑞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对战以加汉姆和默多克为代表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吴欣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3期 9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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