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媒介化:媒介运作的符号学隐喻

来源:新闻界 作者:关琮严 浏览 0评论

加拿大知名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此论断一出,争议四起,褒贬不一,有些人将此论断称之为“奇思妙想”,有些人则认为是神喻化的“文学修辞”而已。其实,该论断有其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符号学的理论支撑。本文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下审视媒介,利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探究,从而论证该论断的合理性与普遍性。

 

一、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传统的媒介定义一般分为两层,技术层面指工具,组织层面指机构。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一书中指出,“媒介(1)传输信息的工具。(2)一般指新闻机构,如报纸、新闻杂志、广播及电视等新闻部门”[1]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他持有一种泛媒介观,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因此,“媒介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四大媒体:报纸、电影、广播、电视,而是包括一切人工制造物,一切技术和文化产品。甚至包括大脑和意识的延伸”[2]。正是在这种媒介观的基础上才能将媒介从被人忽视的角落里拎出来,视作一种最革命的力量去考量媒介、个人与社会的三方关系。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主要在挖掘媒介的人的属性,而“媒介即信息”则是在挖掘媒介的社会属性,麦克卢汉认为“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可以这样说,在媒介、个人、社会的三方关系中,麦克卢汉将媒介放在了“原初”位置上,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被媒介深深影响。所以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定义,即“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媒介即信息”深含着媒介对人和社会的解放力量,同时映射出深刻的解构主义思想。

 

二、媒介论断与解构主义

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中, “逻各斯中心主义”占据主流,它坚信语言之外存在支配自然与社会的精神。同时,它全面设定了二元对立,并在二元对立中确定了等级关系,即一方处于统治支配地位,另一方势必处于依附从属地位,例如主观与客观、能指与所指、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等等。[4]按照结构主义的看法,媒介与信息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建立起二者之间的等级制,媒介被定格在工具、形式上,居于从属地位,而信息、内容则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既定的格局具体表现为,在长期的媒介使用中,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信息、内容置于主导地位倍加重视,而对媒介则旁若无物,习焉不察。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源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旨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抵制形而上学,消解二元对立。起初只是缘起于语言学领域,随之发展为语言哲学观,后经德里达发展继而成为一股后现代思潮席卷各个领域。它突出强调了多元化的差异,反对秩序和僵化,着力拆解传统观念的结构。试图开掘人的批判精神和唤起人们重建价值观的信念。最终德里达通过创造诸如“延异”、“撒播”等一系列概念建立起了解构主义的核心观念和话语体系。

以往人们过于强调媒介和信息之间的泾渭分明,将媒介和信息各安其位,固定二者在传播结构中的角色分工。一般来讲,就是将媒介与信息的关系等同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醉心于内容本身,形式往往被置于无意识之中被忽略。内容的作用似乎远大于形式。麦克卢汉对此解释道: “人们过分关注技术所带给我们的内容,而忽略了技术本身,对技术本身表现出了一种麻木。”[5]“正如德里达所恰当地评论的(虽然也很普通):形而上学,从书写本身一直到成文的图书及其自身的前提,总是把技术媒介忘掉。”[6]“媒介即信息”首先认定了媒介与信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7]然后,突出强调了媒介(形式)的重要作用,甚至将媒介(形式)的作用凌驾于信息(内容)之上。这种对媒介与信息的重新认知改变了媒介的边缘地位,解构了媒介与信息的等级关系。而以上认知则是基于一种深刻的历史洞见:信息(内容)的变动不居造成了影响的瞬时易变,而媒介(形式)的相对稳定确保了影响的反复和累积,从长远来看媒介(形式)对形塑主体思维框架、生活方式以及改造社会的作用更加深远。

 

三、媒介与信息构成的意指系统

最早托生于语言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起初只涉及对语言符号、文字记号等对象的分析。但由于符号学在思想学术上具有革命性,便迅速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艺术、建筑、电影以及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攻城掠地,扩展了符号学的应用空间。尤其是经过罗兰·巴特的发展,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被拓展到了无所不及的广阔天地,服饰、场景、社会现象等一切可感可知的东西都可以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一探究竟。

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面构成形式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8]。罗兰·巴特认为:“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和一个内容平面,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9]媒介往往与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符号的样貌出现,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媒介是形式方面,即能指。“我们已看到,关于能指所能说的只是,它是所指的一个(质料的)中介者。”[10];信息则是内容方面,即所指, 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就构成一个意指的过程,这也是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

在解构主义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结果,是以所指为中心的,而它所要做的就是释放和放大边缘化的元素对原有结构进行颠覆并重构。这种颠覆重构的过程在媒介发展史上不断上演。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与信息关系的既定认识中,媒介就是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边缘化元素。而“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就是要将媒介由边缘化地位扶正,媒介能指的作用被重新发现并放大。正如他所言:“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性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11]而媒介与信息的意指实践也从即时意义转向了长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12]

 

四、“媒介即信息”的符号学隐喻

艾柯认为:“符号-功能就体现于两种功能函项(表达和内容)彼此出于某种关系之际;同一功能函项还能介入另一种关系之中,这样就变成一种不同的功能函项,并由此导致一种新的符号-功能。所以说,符号是编码规则引起的暂时性结果,它确立了成分之间的瞬时关系,其中每一成分都有资格介入(特定的编码环境下)另一种关系,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符号。”[13]罗兰·巴特也指出,所谓意指作用在符号学中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三个名词,只不过是前两个名词的关联。它是唯一允许以完整的方式看待,以确然的事实所消耗的对象”[14]。两位学者都旨在说明意指过程中符号的新陈代谢机制,即新旧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没有固定的传承格局,旧有符号会因为其能指或所指的功能或内涵的变动而使其成为新符号的能指或所指,能指可以转换为所指,所指也可以转换为能指,再度意指的过程中两种转换将一直持续下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固定能指的过程,即旧有符号成为新符号的能指,新所指作为添加元素。这类似于罗兰·巴特对神话运作机制的符号学分析,旧有符号(原有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成为了新能指,并与新所指共同构成了新符号。(图1)

图1  固定能指的过程

另一种是固定所指的过程,即旧有符号成为新符号的所指,新能指作为添加元素。(图2)

图2  固定所指的过程

以上两种情况都表明不断意指的过程中能指与所指都可能成为新生的颠覆原有格局的力量,使生成的意义成为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断转换重组完成了对既定结构的解构。这种过程之所以会发生,与能指或所指的“增补”密不可分。德里达在解构二元对立,转换彼此双方旧有位置,恢复边缘因素主要地位的过程中引入了“增补”的概念。“增补”的概念源自于列维·斯特劳斯,是“为了使通用的能指与由这种能指表示的所指完全保持相互补充关系”[15]。而德里达则将“增补”的含义扩大了,认为它“既是增加,又是替代。这两种含义的并存是奇怪的,也是必然的”[16]。意义的发展过程中能指与所指都可能发生“增补”。符号活动的领域“实际上是自由嬉戏的领域:一个在由有限构成的封闭体中进行着无限的置换替代的领域”[17]。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是放在媒介发展演变的大视野下进行观照的,媒介与信息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就成为了一种意指实践。“媒介即信息”,意味着媒介不再是稳定的能指,而是被赋予了动态的变化的特质,蕴含着革命性的力量,颠覆了原有的意指格局,即信息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影响的意义格局。信息则作为所指降格为媒介的附庸,参与这场媒介主导的意指实践。而且,麦克卢汉在对新媒介的认识中也提到“新媒介并不是对旧媒介的补充,它也不会让旧媒介得到安宁,它永远不会停止对旧媒介的压迫,直到它为旧媒介找到了新的形态和地位”[18]。媒介运动演化的规律表明,媒介的不断演进的本质是去媒介化或媒介信息化。这种规律契合了解构主义逻辑,成为了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哲学根据。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对“媒介即信息”的论断进行图解。(图3)

图3  媒介信息化的过程

正如上图所示,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信息化或不断所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第一层级的媒介作为能指与同层级的所指即信息共同构成了第二层级的所指,即新信息。新媒介又与第二层级的信息结合构成下一层级的所指(新信息)。媒介不断转换为信息,能指不断转换成所指,扩大所指的内涵,信息也因新媒介的不断加入而变异增殖。这种变异增殖的过程在麦克卢汉看来就是新旧媒介的不断更迭,媒介与内容地位不断更替的过程。他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除电光之外,一切媒介都是成双成对的。一种媒充当另一种媒介的‘内容’,使一对媒介的运转机制变得模糊不清。”[19]麦克卢汉将媒介不断所指化结为媒介四定律。“1.每一种媒介或技术都提升某种人的功能。2.如此,它使以前的某种媒介或技术过时,那过时的媒介或技术曾被用来完成某种功能。3.在完成其功能时,新的媒介或技术再现以前的某种旧的形式。4.推进到足够的程度时,新的媒介或技术就逆转为一种补足的形式。”[20]

 

五、媒介演进的方向:去媒介化

每一种新媒介出现以后,对人与社会来说都会带来一种认知模式和意义上的变革。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能指)不断进入信息(所指)的领域,信息(所指)不断被丰富和扩充,由媒介和信息构成的意指系统不断被颠覆和翻新,再也没有确定的所指与固定不变的意义,尤其在新媒介时代更是如此。媒介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去媒介化的历史,即“每一种新传播方式都影响社会,支配先行的媒介,不是使之过时,而是使其性质和用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21]。正如印刷媒介改变了口语作为国家信息传播主要手段的功能,使“曾经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行吟诗人被书面记录取而代之”[22]。口语开始演变出新功能,成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电子媒介尤其是新媒介时代,由于新媒介技术的形塑(如超链接、蒙太奇等感知形式),印刷媒介信息传播的主体地位随着跳跃式思维和标题式阅读习惯的养成而日益边缘,阅读纸质书籍成为了少部分人的兴趣爱好。由媒介构建的的意指体系正随着媒介的新陈代谢而变得异常复杂。

媒介演进的去媒介化还可以从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中得到体现。他在《人类历程回顾:一种媒介进化理论》中首次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理论,“他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补偿,是对前一种媒介缺失功能的补救。就像是电视是对广播视觉缺失功能的补救”[23]。也就是说新媒介始终是作为一种“增补物”出现的,“增补物本身是一种非本质的外在之物,附加在某个先在的事物之上;同时增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场事物本身的先天不足,而增补的目的就是要弥补原在场之物的缺陷……原先被视为一种外在的补充物就成为意义表达的不可或缺的介质,而与现在的事物同生共存”[24]。新媒介以“增补物”的角色进入能指,本身就包含着向所指转换的趋向,即构建新的意义体系,而这正是形式转换为内容,媒介转换为信息的关键所在。媒介的演进就是去媒介化的过程,“媒介即信息”恰恰是去媒介化符号隐喻的本质内涵。

 

六、结论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并非什么奇谈怪论,而是有其深刻的解构主义哲学基础作支撑。与符号的意指系统一样,媒介与信息遵循着符号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的运作规律,媒介成为推动整个社会意指系统的重要动力,信息则随着媒介的演进而累积并丰富。这就好比文字作为一种媒介进入印刷作品中以后本身就成为一种信息内容;印刷作品作为一种媒介以电子书的形式进入电子媒介(如互联网、手机等)以后其本身也成为一种信息内容。在这样的媒介发展过程中,媒介不断转化为信息,信息的内容不断丰富拓展。整个媒介发展史就成为媒介不断信息化的历史或者说不断去媒介的历史,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正在加速去媒介化的进程。


原标题:去媒介化:媒介运作的符号学隐—“媒介即信息”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关琮严,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3期 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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