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唐娟|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挑战、坚守与重构

来源:《新闻界》2018年8期 作者:吴飞 唐娟 浏览 0评论

摘要 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何为好的新闻业?新闻从业者的典范价值何所依?新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必然产生理论创新的冲动。在大众传播时代产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无论是何种媒体体制,只要是被称之为新闻业的,都得有相近的职业规范意识;技术的变化同样不会改变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逻辑;但技术与业态的变化,对理论的重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互联网的崛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市民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除了传媒的新闻从业者外,更多的公众通过博客、社交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平台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之中,他们可能就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得以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发送新闻信息—一张图片、一段视频或者一篇公众号的文章。这些公众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知识的训练,也没有在某一家正式的媒体单位供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莱曼在《纽约客》上撰文称“市民记者”是那些从事类似新闻报道但从未被新闻机构雇用的人。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外卖哥、银行高管、夜场服务人员、已经离职的记者或者是一位小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内容,他们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媒体记者的角色。目前在中国各种不同的APP、社交媒体平台正在飞速发展,尽管运营人员没有记者证,也没有采访证,运营方也没有官方许可的新闻发布权,但是头条号、企鹅号、微信公众号、快手、二更等等众多新媒体不断地涌现,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这种类型的平台接收和传播信息,曾经由传统媒体所垄断的新闻传播场格局已变。如何看待这些新鲜的力量对传统的新闻场所产生的冲击? 作为在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否已经被消解?或者它还有存在的意义,只是需要进行一些元素的重组或结构的重构?




一、挑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初发布了一份在38个国家进行的公众调查报告(由Amy Mirchell, Katie Simmons, Katerina Eva Matsa和Laura Silver完成)。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新闻客观性和中立性原则的认可仍是共识,但各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各国公众留下了差别巨大的印象。调查还显示,利用互联网获取新闻正在成为全球公众新闻获取的重要手段,其中年轻人(18-29岁)则更多地是通过在线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①


很多人认为市民记者的崛起,是民主的胜利。但我并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传统新闻业的行业壁垒尽管不高,但专业记者一般是通过专业教育(中国和美国主要是这种模式),或者至少是经过在新闻编辑部的实践和实习,接受了前辈或者同行典范的教育和培训(英国长期是这种模式)而慢慢成长起来的。但市民记者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正规教育或者训练,他们往往将“观点当成事实,将谣言当成报道,将传闻当成信息”[1]。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其顿共和国一个叫维勒斯的小镇上,在美国大选期间居然有100多个支持特朗普的网站。当然,这些网站上全是假新闻,比如“教皇宣布支持特朗普”等。[2]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认为“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自媒体(we media)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3]。而且,传统新闻业也努力将公众参与纳入到原有的新闻生产过程,将其常规化甚至予以重构,比如增加新闻的评论功能、重视从互联网上获取消息来源等,这些举措反而大大拓宽了原有的报道和言论的范围和空间。[4]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公众是理性的,人们有能力对社会现实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但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事实的支持。相反,公众常常是“不思”的、呈现出“理性的无知”。美国原《独立》杂志的主编汉密尔顿·霍尔特(Hamilton Holt)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可以把公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所谓的思想阶层和知识阶层—或者说‘高品位的’;第二,普通大众,有时被称作‘低品位的’;第三,堕落的、卑贱的犯罪阶层。我坚持认为主编无权故意为最后这个堕落的阶层办报。” [5]李普曼这样写道:“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着什么,谁在操控着一切,自己将被带往何方。” [6]所以李普曼的结论是“种种优秀生的、教育的、道德的、平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弊端疗法都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我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理想” [7]。庞巴维克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审慎的深思熟虑当然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关心对象;他们只是简单地遵照自己的愿望和喜好” [8]。马克·吐温曾感叹说“一般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喜欢通过学习和自信来建构自己的观点,然而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邻居在想什么,接着盲目从众” [9]。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媒体(PolitiFact网站)对辩论信息的核查结果表明,特朗普的谎言比例为71%,希拉里的谎言比例为28%。但舆观调查网站YouGov同时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却显示,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不在乎有多少媒体、新闻主持人或希拉里团队在纠正特朗普的发言,77%的选民不相信事实核查者所提供的资料。[10]这一调查结果的反差,证明了美国公众的不思性与非理性—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普兰(Bryan Caplan)将那种“主动回避真相”的状态称之为“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11]。薛兆丰将“理性胡闹”通俗地解释为:“要寻求知识是辛苦的,保持理性是吃力的,但如果得自己承受后果,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何妨放纵一把,图个爽字?” [12]但“不思”或者“理性的胡闹”的公众,仍然会“希望有办法对可获得的无限信息分门别类。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相关的?什么事最有趣的?人们需要有人帮忙来说明、解释事件……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索引者(indexer)与摘文者(abstracter),而且需要解释者,记者与主编” [13]。

英国广播公司四台和舆论调查机构YouGov对1700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英国人民对于假新闻的认知非常糟糕。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66%)的英国人认为社交媒体网站诸如Facebook或Twitter没有尽力解决假新闻的问题。根据皮尤中心的另一项报告显示,约四分之一(23%)的美国人有传播政治假新闻经历,且14%的人在传播时即清楚它是假而刻意去传播错误信息,基于想要愚弄他人或者其他什么原因。②在2018年3月9日出版的新一期《科学》杂志上,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位研究者分析了过去12年间的12.6万则新闻在推特上的传播情况,结果发现,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更快、更深、更广,而跑得最快的假新闻类型则是政治新闻。研究者还发现,被人们转发的假新闻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新鲜。对于事实核查,有研究表明,因为人在认知上存在偏见—更容易选择和接受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所以对于事实核查的接受程度会比较有限。也就是说,就算把真相摆在很多人面前,他们也不会选择相信。[14]美国著名的新闻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更是明确指出,一个拥有可利用信息的公众,并不是一位知情的公众,甚至一位头脑中有信息概念的公众,也并不一定是一位带有动机或者参考框架或者有能力去实现民主的公众。他认为:“若干比特和字节的信息中的信息公民(informational citizen),与见多识广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之间存在区别。后者不仅拥有信息,而且拥有使之具有意义的观点和偏爱。” [15]

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随着作为业余人士的公众侵入原本专业记者独享的文化工作,新闻业出现了“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现象。[16]马歇尔·波在2006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中曾写道:“人类倾向于承认世间存在真理,2加2等于4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维基百科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有关真理的理论……网络共同体里得出2加2等于几的逻辑和讨论苹果是什么逻辑都是一样的:依靠共识。如果共同体改变了看法,认为2加2等于5,那么2加2就真的等于5了。共同体虽然不会在这样简单的事情上犯错,但是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可能性。” [17]所以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无法创造真正多元和自主的新闻,它所代表的公共性是相当可疑的。[18]甚至有学者警告说,公众的深度参与又使得事件的真相在众声喧哗之下更加难以获得,在对事件的讨论过程中,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记者们无法不受到影响,专业的新闻报道愈显稀缺。

而且,许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网络舆论的追随者,对网络民意的真伪不加区分和辨别,盲从和屈服于非理性的网络民意;在为网络民意所驱动时,为迎合网络民意而失去理性与客观性,从而将新闻权威的管辖权拱手让出。[19]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记者在某些群组互动中形成了非正式的民间合作,可看作自发式的“记者联盟”。有学者观察了深圳一线记者在专业微信群中的话语互动,以及由话语互动所引发的同行间合作现象。作者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记者同行间的线上交流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底层记者与管理层之间的沟壑变得更深,与其它社会职业界限更明显;记者们的职业认同和阶层认同也更强烈。但这种“记者联盟”也存在伦理风险,如群体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对“新闻真实”的冲击,以及对组织伦理的背叛等。[20]

一方面,人们的民主生活甚至是日常消费,都离不开及时与精确的新闻信息;但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新媒体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的虚假繁荣和假新闻的泛滥成灾。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就乐于接受甚至是享受这样的信息方式,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前所引的YouGov和第四频道的调查报告就显示,超过半数(55%)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假新闻问题。汉娜·阿伦特指出:“信息自由是一场闹剧,除非事实信息受到保证,事实本身不受争议。” [21]是的,苏格拉底早就说过,知识是实用性的美德,判断对与错,首先必须明确真实还是虚假。对于今天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而言,公民是否能够提供确切的事实,是关乎其基本权利之头等大事。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将会对新闻传播生态生产更大冲击。据媒体报道,近日,好莱坞女星、电影《神奇女侠》的主演盖尔·加朵出现在“不可描述”小影片中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其实是有网友“移花接木”的结果,但与一般PS技术不同,他运用了当前最热最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7年7月,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了一段时长1分55秒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的假视频,其图像和声音都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让其分析互联网上奥巴马的各种音频和视频,经过17个小时的“自主学习”后,人工智能就能通过奥巴马的声音,判断出对应的面部细节,从而模拟出匹配的数字图像。[22]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将会模糊化现实和虚拟之间的边界,那么对何谓真实,何为新闻的真实性等等这些原本为新闻业生死攸关的问题将会受到根本的挑战。而那些掌握了大数据运用以及更为先进的算法等新技术的公司,正宣称基于我们的兴趣来进行精准推送,但从人的经验角度看,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还有,在新闻业中,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的机器人写作,那些机器程序也许可以“读”出人在某时某刻的心境,然而那些个连人自己都讲不清楚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Ta能懂吗?所有这些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新闻的写作与呈现手段,能知道新闻专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吗?



二、坚守

经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美国主流新闻界至今仍信奉如下准则:(1)严格限权自由主义;(2)客观性;(3)社会责任感;(4)人民的知情权;(5)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6)为公众利益服务;(7)监督权力;(8)保持平衡与公正;(9)具有同情心;(10)保卫《第一修正案》;(11)保持独立性;(12)勇敢无畏;(13)思考你的忠诚;(14)自我意识与良知;(15)忠于社会;(16)忠于自己的付出(Loyalty to the Hand That Feeds You);(17)忠于专业同行;(18)在“纷乱”的世间做到行为得体(Acting Ethically in a “Messy” World)。[23]这些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确实没有哪一条是很好达到的。诚如卡伦·桑德斯(Karen Sanders)所言:“新闻的专业精神—准确、敏锐,广泛而又迅速地进行新闻报道—及其专业标准,为正当的事业追求正当的目的,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 [24]

新闻专业主义可能正受到多种不同力量的冲击,但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乌托邦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在纷繁复杂而且往往是以假乱真的信息空间里面保持一点定力。当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接手《纽约时报》时,就决定要保持高度独立自主,以至高诚信投入新闻工作,并致力于公益事业。他对新闻报道的看法是要公正地报道新闻,毫不畏惧,亦不偏袒,无论涉及任何政党、派别或利益。他认为,要让来自不同角度与层次的各种意见展开充满智慧的讨论。谁能说这样的理想追求就已经过时了?

根据康德的理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动的意图所构成。因为“德性就是人在追寻自己的义务时准则的力量。—任何力量都只是通过它能够克服的障碍才被认识到;但在德性这里,这些障碍就是可能与道德决心相冲突的自然偏好,而且既然正是人为自己的准则设置了这些路障,所以德性就不单是一种自我强制(因为那样的话,一种自然偏好就可能力图强制另一种自然偏好),而且是一种依据一个内在自由原则,因而通过义务的纯然表象依据义务的形式法则的强制” [25]。展江教授认为,客观性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和难于实现的神话,但是它的确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新闻伦理和独特的新闻精神。在经历了与1960年代反文化浪潮中鼓吹性新闻学、新新闻主义、敌对新闻学(adversarial journalism)等新闻思潮的对抗之后,客观报道作为优者幸存了下来,并且与在1920年代兴起的解释性报道和发端于20世纪初、中兴于1960年代的调查性报道一起成为当今美国主流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实践证明“客观报道最能适应多元社会中各种成员的需要和揭示日趋纷纭复杂的世事” [26]。2010年,尼基·亚瑟在《纽约时报》做了5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研究发现,数字化时代新闻具有三大特质: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尽管以客观性理念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依然在起主导作用,但这些新的特性已开始嵌入新闻生产的常规(routines)之中” [27]。

康德相信人有理性能力,并且有践行这一能力的自由。他认为,理性不向任何形式的权威屈服,它是道德的基础。新闻专业主义虽然受到了多方在挑战,但坚守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陆晔和潘忠党在他们的文章《重提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国家权力为市场的操盘手、官僚资本垄断传媒市场的今天,资本运作和增值的逻辑近乎成为媒介发展、新闻创新的唯一逻辑,“吸引眼球”、“商业模式”、“价值创新”等近乎成为“媒介融合”和“新闻创新”的基本考量,继续宣称“专业主义理想和规范”近乎成为冬烘、过时的符号。在如此四处弥漫的巨大压力下,新闻从业者似乎别无出路,要么逃离(包括去职、创业),要么沉默。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在这种种的“不合时宜”之下,构成新闻专业主义内核的那些信念和原则依然闪耀,激励着新媒体创新的种种实践,蕴含于去职的无奈,影响着创业的价值目标,隐藏在沉默的背后。 [28]

2018年初,《纽约时报》新出版人A·G·苏兹伯格(A.G. Sulzberger)在给读者的一份信中也这样写道:“时报将继续秉持好奇心、勇气与同情心,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因为我们相信,改善世界是从理解世界开始的。时报将继续基于多种思想与体验发声,以此抵制两极分化和群体思想—因为我们相信,新闻应该帮助人们独立思考。时报将继续坚持独立、严谨和公平的最高标准—因为我们相信,信任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时报仍将毫不畏惧,亦不偏袒—因为我们相信,无论何处,都应当有人追求真相。” [29]郭镇之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媒体,还是西方的媒体,它们共有传媒技术特有的信息知晓和影响放大的权力。“巨大的权力意味着高度的责任,伦理的最高准则是自律。无论是媒介的自治地位、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还是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在中国都是迫切而实际的目标。” [30]




三、重建

人们对美国新闻界的批评从来就没停止过。美国媒介批评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就认为“美国主流新闻事业已经一步一步地堕落,把美国的公共生活彻底描绘成一场赛马,在这场赛马中,一群不诚实的、耍手腕的政客不断企图战胜另外一群。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主的重大问题是人民几乎不信任获选的领袖,或者整个致力于实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立法机制……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深层力量,导致如今政治生活大部分的失败,但是媒介的态度已经令人惊异地发挥了重要而具破坏性的作用” [31]。《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发表评论说:“新闻界有自己的格雷沙姆法则,即经济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变种,在争夺受众的竞逐中,存在着诽谤性丑闻和煽情新闻驱逐严肃新闻的倾向。”[32]

有学者认为“作为经典自由主义新闻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社群规范与认同凝聚方面居功至伟。但是在对新闻专业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专业对比后发现,围绕新闻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专业’与‘职业’之争,二是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本身的争议,三是新情境新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对专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 [33]。胡翼青则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社会角色定位方面本身有问题或者有危机,因此在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映衬下,它显得非常弱不禁风。它有没有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始终主导话语权?它有没有代表公共性的声音在社会事件中发言?它有没有真正地遵循了它的职业操守和法律规范?……” [34]。郭镇之写道:“由于专业素养普遍低下,在公民新闻和非专业记者中,存在更多的不规范、不合法行为。例如,暗访偷拍成为舆论监督特有的‘曝光’方式,屡禁不止;人肉搜索战果累累,难免伤及无辜。总体而言,由于‘公民记者’和‘社会媒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往往比传统媒体更低—网民似乎只适合当爆料人和调查者,而不适合下定论” [35]。迈克尔·舒德森也认为新媒体文化正在强化这样一种趋势:“一个曾经由专业主义和负责的新闻价值观所指导的系统,正在被一个娱乐复合体所腐蚀。” [36]笔者在《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37]、《反思新闻专业主义》[38]以及《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39]等一系列文章中,对新闻专业主义近年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个不同维度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潘忠党2016年6月24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今天的新闻业面临着特定的危机与挑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及相关路径呢?那么,重建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性有哪些呢?又该如何重建新闻专业主义呢?他的观点是:“在新媒体时代,实现专业主义的障碍在于人们失去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信任,认为是不现实的;国家体制的介入;新情境下,专业意识形态的解体。” [40]英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新的数字技术是具有革命性的核心技术,对整个公民社会和国家产生的影响,削减了成本,拓宽了可利用的范围,使公民用以前不可想象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是一种潜在的‘民主技术’” [41]。另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充分享受大数据时代的红利之后有了走向更专业的可能,但始终渗透着大数据时代的矛盾和问题,决定了这种可能性在迈向必然性的彼岸过程中还必须跨越诸多藩篱和沟壑” [42]。

看来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进行重建!

理论的“重建”往往是利用现有的理论资源,在继承现有的要素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理论,旨在创新理论的结构、框架与走向,使之适应现实的需求与理论的创新。也就是说,重建并不意味着理论传统的摧毁,而是更好地发展。哈贝马斯认为,这种重构“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 [43]。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不等于新闻道德伦理,但却可以看成是关于新闻伦理和新闻为之坚守的社会信念的一种价值规范体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理解,涉及到了人们对共同体、对社群概念的理解,也涉及到了人们对公共生活和公共性的理解。比如说,一般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说明性概念中都包含着“独立性”的维度,有人因之认为是一套反动的思想。但实际上,人们对“独立性”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共识。比如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看来,“新闻界独立”这个说法比“新闻自由”意义更广泛,“后者仅指一种特定的自由,前者则包括了不受广告影响,不受公共舆论和公众品位、商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受用心险恶的宣传、政党或派别、朋友和敌人的影响,其中有些方面应该加以仔细的考察” [44]。也就是说,独立有着更宽泛的含义,但凡能够影响编辑记者在事实面前保持中立,左右媒体报道事实真相的力量,都被视作为对新闻独立性的侵犯。如2013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斥资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不少人就担心贝索斯会改变《华盛顿邮报》对亚马逊或他本人的报道,但《华盛顿邮报》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该报发言人莎妮·乔治(Shani George)表示,贝索斯的老板身份“绝对没有”影响到报纸对他或亚马逊的报道。

潘忠党和陆晔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必须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开拓和阐述。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纲领,它成形于纸媒时代的特定历史时空,但没有理由依附于这单一的媒介技术平台;它是一个关于新闻是什么和如何做新闻的规范体系,却没有理由圉于大众媒介时代的特定表述及形态;它是新闻从业者群体用于建构并维护其职业共同体的话语资源,却更是对该群体与其他社会构成元素—包括组织和机构—之间如何动态关联的表达和规范。简言之,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今天依然具有规范和解放能力;这生命力来自新闻业的再出发,更根植于激励着再出发的公共生活重构;而得以重新阐释的不仅是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期许,更是作为其基础的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所以他们认为:“在人人生产,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的,‘技术民主’当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以理性交往模式为‘元传播范本’展开重新阐释,并以之与现实条件相勾连。” [45]

哈贝马斯作为对现代性与人类未来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思想家,哈贝马斯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基于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的理想画卷:“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社会交往实践的扭曲等现代社会现代性的病态已经消失,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畅通的沟通关系;人们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论证与商谈来发表政见,达成共识;在这里没有话语的霸权,没有意识形态的欺骗,社会在一个公正合理的轨道上有序地发展。”[46]哈贝马斯1962年发表其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著是对汉娜·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一书中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回应。汉娜·阿伦特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言说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建构了她的交往行动思想。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它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 [47]。她提出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每个人的言说和行动,都追求高贵的德性,展现政治的自由。但是“阿伦特却忽视了在古典城邦共同体中最重要的使得性的教化” [48]。

笔者曾提出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看来这一设想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律艺术和用一系列原理建立起来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 [49],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认知-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与审美-实践合理性。这是交往合理性所要面对的三种基本的现代合理性。其中,认知-工具合理性的地位是特殊的,它塑造了具有支配力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系统,并形成了对于另外两种合理性的压倒性优势。认知-工具合理性涉及的是语言的非交往运用,它以成功为取向;而交往合理性所涉及的是语言的交往运用,它以沟通为取向。[50]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 ( 费尔巴哈意义上的) 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 [51]哈贝马斯明确表示,交往合理性“扩展到整个有效性要求的谱系……因此超出了道德-实践问题领域” [52]③。交往理性强调真实、真诚与正确三种有效性。哈贝马斯写道:“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完全可以根据这三种有效性要求来加以衡量。因为行为者在就某事达成共识,并相互理解过程中不得不把各自的语言行为与上述三个世界关联起来,并从这些角度出发提出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53]

与其痛苦地纠缠于基于科学理性基础之上提出的“客观性”,在面对“不思”的大众时,新闻专业主义更应该将理论的视角转移到交往理性关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的维度,比如提倡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主体,都坚守“真实、真诚与正确”的要求,而未必要强调观点与意见的分离④,而且在融媒体或超媒体的生态下,生产者与经营者很可能合于一体时,去强调内容与经营者的分离也就显得与实践隔离了。再则,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假想敌之一是媒体老板,仿佛营利是一种原罪,但如果饭碗不保(今天的传统媒体组织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还谈什么理想呢?何况仓廪实而知礼节,新闻专业主义并不必然与市场的动机相对,他们完全可以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这里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研究,多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哈贝马斯认为,公众社会是由于国家与社会根本分离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共同体,其核心是由通过文化企业、报刊和公众舆论所促成的文化网络所组成的交往网络。但现代社会由于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公众社会也受到行政体制和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压制。如此萎缩的公众社会是无法促使社会走向合理化的,相反只会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54]新闻专业主义试图保护的,正是公众社会的交往语境,维护协商交流不受到各种权力的扭曲,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一种理想乌托邦,但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而且新闻专业主义还有其实践的意义,因为传统媒体服务于社会公共生活可供利用的资源就是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积累形成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集中体现在传统媒体依据特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对传统媒体自身以及互联网新兴媒体展开事实的查验。其实,这种事实核查本身就是一种‘元传播’的实践,既是一种示范,也是一种宣讲,是我们新闻教育应当着重开展的一个领域。” [55]

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本身就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网络社会的崛起,公民记者的出现,以及人们看新闻和评价新闻的方式也有了很大不同。甚至还有人认为需要重新定义新闻业本身,如布罗克就认为:“我对新闻业的定义是以快速的方式确定对社会非常重要的事件和议题的真相的系统性的和独立性的尝试” [56],他还提供了四种次范畴组成的清单—核实、发现意义、见证、调查。这些都会对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所提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形成重大挑战。但笔者仍然认同这样的说法:“公民记者作为非职业的新闻共同体的阐释社群,……也和职业记者一样视社会责任、信息获取、知识增长和(非职业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为重要价值。” [57]在所谓的人人成为记者的时候,新闻行业的边界已经模糊了,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李良荣教授认为“新媒体确实是打破了新闻生产由专业人士所垄断贩售的局面,但其作为一个理念在今天还是有用的。即使是个体化的小媒体,新闻报道也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新闻要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是任何社会的常识……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能够被社会接受”[58]。其实这是任何一位有德性、有良心的人都会坚守的基本信念。所以,在如何处理公众参与新闻活动之时,我宁可选择他们作为一种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角度,因为专业性的新闻工作肯定不是那些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可以胜任的。因此,我同意美国学者坦尼·哈斯的如下观点:“记者要创造并维持一个所有公民有权参与的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关心的话题都能够得到清晰的阐释、协商,批判,记者就必须让公民作为积极的合作者,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 [59]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人人都是记者”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者的全部努力。毕竟不是每一公民都有能力去采集、组织、分析并且能够清楚地陈述新闻事实,他们更没有能力进行长久的新闻报道与传播。有学者在《科学》杂志刊文指出,应该调整算法,给予真实、高质量的信息更多的权重,也就是让它们更频繁地出现在更显眼的位置上,而让那些错误、低质的信息出现在更不显眼的位置上。[60]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媒体是一种反动。相反,网络化的社会可以更好地释放每一位公民的潜能,以并网络连接的方式去弥补个体的不足。2018年1月11日,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宣布了一项重大变革:Facebook的基本目标将由帮助人们获取内容转为参与社会互动。扎克伯格追求的是Facebook上的内容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1月28日,扎克伯格又发文宣布Facebook会更加重视本地新闻源,并呈现更多能促进公民参与的内容。笔者认为,Facebook这一改革举措,对于促进协商对话是有价值的。当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外界很难评估这种改变是否有效,因为平台往往将算法的细节视为商业机密,也不愿意将数据向学界开放。

一位媒体人在澎湃新闻新近发出《寻找汤兰兰》的报道引发广泛论争时评论说:“新闻专业主义……的目的……是为人们的公共生活提供事实信息,使人们能对公共事务做出更好的判断—这才是新闻区别于公检法等国家机器的地方。因此,‘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的目的,它只是你应该提供的产品而已。新闻从业者是不能为了获取‘事实’的便利,而罔顾其他伦理原则的。”[61]这一番评论说到点子上了。是的,事实并不是新闻的目的,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是公民的共同利益如何得以保证,是人们的公共生活自主性如何得以保证。




四、结语

新闻专业主义从产生到今天,其基本内涵也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是一种正常的理论发展逻辑。作为一种源自美国的新闻规范模式,它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往而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必讳言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中国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实,中国的现代新闻传播业一开始便受到西方的影响,如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就初步涉及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操作规范,他介绍说:“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笔之所持论,人心之所趋向也”,“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 [62]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来华访问时,也带来了他的《报业守则》。这些西方新闻伦理道德准则和新闻观念,对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和业界的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任何理论之流(动)都会有变(化),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版本,其实跟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版本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即使同属自由主义的传媒体制之德国、英国和日本,各自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也并不一样,但说这些国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元素那就是罔顾事实了。有人据此提出了“世界性专业主义”(“cosmopolite professionalism”)的观点[63]与此作为“本土专业主义”(“indigenous professionalism”) [64]的一种比照。徐宝璜在其著作《新闻学》中谈到了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职业精神时指出“伟大之记者应有大无畏之精神,见义勇为,宁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喋若寒蝉” [65]。这番话,多少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风骨气质。而郑贯公的观点,则可以看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记者有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惟不能煽乱以坏治安也,又不能造谣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谈狠衷以海淫也。” [66]

其实任何一种媒体体制的国家,只要是被称之为新闻职业的,还是有一些相近的准则与职业精神,比如说不可以因权力的干扰(如商业因素)而禁止发新闻;不可以提供虚假新闻报道;强调新闻事业的公共福祉,提倡为人民服务;报道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和及时等等。同样,几乎任何一种媒体体制都鼓励新闻的专业教育,期望提升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修养(即使像英国这个传统的只强调师徒传承的国家,新闻教育也越来越多了);也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行业规范和道德(伦理)体系,并对行业的违规和越轨者有明确的处罚措施……这些说明,虽然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体系是由美国人最早提出来的,但只要从事的是相似的新闻工作,那么职业和行业的共性一定在,这种松散的共同体在关于新闻道德和伦理规范方面也一定会有一些低度的共识。

习近平同志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他明确指出:“(新闻工作者)要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工作者要讲究职业道德。现在有的地方出现‘采购记者’、‘拜金记者’。这些现象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虽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严重损害了新闻事业的威信和声誉。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应严格自律,正派、公正、廉洁,要有更高尚、更严格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 [67]通过前文的分析并比照习近平同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使用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但他讲的新闻规律以及新闻的职业道德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容之间有交叉之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一个对话领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仿佛狼来了一样。中国曾经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同样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理念,共产主义理论有着跟当时中国封建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传统根本不同的理论土壤,但共产党人坚持这样的信念,并通过努力的实践,在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收新闻专业主义这种宣称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专业性的理念呢? 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创造转化的心态来面对所有的外来的观念,对新闻专业主义同样也可以有此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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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参考文献


注释

① 材料来源:

http://www.pewglobal.org/2018/01/11/

publics-globally-want-unbiased-news-coverage-but-are-divided-on-whether-their-news-media-deliver/。

② 材料来源:5个图表解读当下假新闻的全球认知现状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1066146。

③译文有改动。

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基于休漠和康德等人的论证得以确立。他们认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总和;而价值则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态度、情感、道德和信念的总和。因此,事实总是指向分析命题、客观陈述和内在理由;而价值则直指综合命题、主观评价和外在理由。但两分的目的肯定不是理论的归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两者统一到人的实践上面。如果说,当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分析,可能基于事实与意见统一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恪守传统的事实与观点的两分离的做法呢?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认为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斐德诺篇》以理性驾驭两匹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其中一匹马奋力升向理念王国(激情,理性的全力支持者);其中一匹马则竭力把奔向人世间(欲望,与理性是针锋相对的)。理性与情感的分离就这样流传下来了。但是客观(理性)与情感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切分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路径,它们原本统一人这一主体之中,都是人对认识世界的手段,为什么一定要扬客观(理性)而轻情感呢?杨国斌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带情感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态的。尽管情绪化表达表面上看有违背道德伦理的时候,但实质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冲突。(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8页。)


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45.

[2]陆益峰.未来 我们还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吗?[N].文汇报,2018-2-1.

[3](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M].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

[4]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认知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J].新闻记者,2012(12):54-59.

[5](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M].萧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9.

[6](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英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7](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英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3.

[8]转引自(美)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M].刘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4.

[9]转引自(美)马克·布坎南.隐藏的逻辑,乌合之众背后的模式研究[M].李晰皆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102.

[10]陈璐、叶雨阳、张碧思.这是美国大选辩论最坏的时代,这是事实核查新闻最好的时代?[EB/OL].刺猬公社,2016-10-21,https://wx.abbao.cn/a/4074-95596bcf1af3c029.html.

[11](美)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M].刘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9.

[12]薛兆丰.理性胡闹[EB/OL].http://prostar133.blog.163.com/blog/static/12810841920091081126399/.

[13](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M].刘艺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2.

[14]Soroush Vosoughi, Deb Roy,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2018 DOI: 10.1126/science.aap9559.

[15](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M].刘艺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6.

[16]Anderson, C.(2006).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Knowledge, and Cultural Authority: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May24-28 2007;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 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J].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13 (1) :26-36.

[17](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45.

[18]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认知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J].新闻记者,2012(12):54-59.

[19]白红义.汹涌的网络民意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以近期几起公共事件报道为例[J].新闻记者,2011(6):8-11.

[20]彭华新.社交媒体中的自发式“记者联盟”:身份、环境、伦理[J].国际新闻界,2017,39(07):149-168.

[21]转引自(美)菲利普·帕特森等.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M].李青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61.

[22]陆益峰.未来 我们还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吗?[N].文汇报,2018-2-1.

[23]Conrad C. Fink, Media Ethics, Boston: Allyn & Bacon, 1995,p14—21..

[24]Karen Sanders.道德与新闻[M].江伟、高蕊、钟文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32.

[25](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7.

[26](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

[27]Nikki Usher (2014). 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转引自王敏: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6 (12):100-105.

[28]陆晔、潘忠党.重提新闻专业主义[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A1MTI4OQ%3D%3D&mid=2649957499&idx=1&sn=e82161f10588f17e6e92ffe78e386298&scene=45#wechat_redirect.

[29]A. G. SULZBERGER,A Note From Our New Publisher, The New York Times,JAN. 1,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1/09/opinion/arthur-gregg-sulzberger-the-new-york-times-hant.html.

[30]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36(6):6-15.

[31]James Fallows, Breaking the News :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Pantheon 1996,P.7.

[32]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

[33]路阳、郝雨.新闻专业主义:历史、批判与反思[J].新闻界, 2014(19):23-30.

[34]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6-11.

[35]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36(6):6-15.

[36](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08.

[37]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 ,37(7):6-25.

[38]吴飞 、孔祥雯.反思新闻专业主义[J].新闻记者, 2017(10).

[39]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J].新闻记者,2013(3):11-19.

[40]潘忠党.新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且行、且思考、且建构[J].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A1MzUzMg%3D%3D&mid=2654513130&idx=1&sn=ece106f18d12198de48ac58557d65707&scene=45#wechat_redirect.

[41](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J].郤继红、刘士革译.北京:社会和谐文献出版社,2003:142.

[42]周均、赵志刚.大数据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修缮与重构[J].中国出版, 2016(6):43-46.

[4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44](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M].萧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7.

[45]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91-124.

[46]彭国华.重构合理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54.

[4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J].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7.

[48]孙磊.行动伦理与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的交往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08.

[49](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

[50]侯振武:被夸大的变革—再思启蒙辩证法与交往行为理论之关系[J].德国哲学, 2016 (下半年卷):253-275.

[51](德)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严锋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7.

[5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6. 

[53](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292.

[54]陈红.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学术交流,2002 (5):18-21.

[55]赵立兵、文琼瑶.超越危局:新闻业应立足于公共生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学术专访[J].新闻记者,2017 (12):14-21.

[56](美)尼古拉斯·莱曼.新闻业还有未来吗?[J].吴万伟译.青年记者,2014(7):80-81.

[57]Robinson,S.& De Shano,C.,“Anyone can know”: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the Mainstream Press,Journalism,vol.12,no.8,2011,pp. 963-982.

[58]李良荣.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当代命运[J].新闻与写作,2017 (9):36-37.

[59](美)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曹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1.

[60]Lazer et al. The science offake new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o2998,另见方可成:《科学》杂志: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快多了[EB/OL].https://mp.weixin.qq.

com/s?__biz=MzIyNDA2NTI4Mg%3D%3D&mid=2655421864&idx=1&sn=8b0dc05a7229adc796e8ee271a90dd22&scene=45#wechat_redirect.

[61]我心澎湃如昨[EB/OL].https://mp.weixin.qq.com/s/wK-3h1IPDa3czp_inAxsvQ.

[6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11.

[63]Reese, S. D.,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journalist: A hierarchy-of-influences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vol.2, no.2, 2001, pp.173-187;Waisbord, S.,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John Wiley & Sons, 2013.

[64]Starck, K., & Sudhaker, A., “Reconceptualizing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cross differing press syste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4, no.2, 1979, pp,33-52;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4:17-59;芮必峰.新闻专业主义: 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再论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1(12),33:72-77.

[65]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0-121.

[66]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N].有所谓报,1905-8-12—23,转引自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42-1995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2.

[67]习近平: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16/c389908-258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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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飞,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唐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8期18页至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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