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社会变迁 调整三重利益:媒体深度融合的核心要义

来源:《新闻界》2019年1期 作者:蒋晓丽 贾瑞琪 浏览 0评论

顺应社会变迁 调整三重利益:媒体深度融合的核心要义

 蒋晓丽 贾瑞琪 新闻界 4天前

摘要 论文立足于当前国家发展、社会变迁、媒体自身变革等宏大历史与现实背景,提出进入攻坚克难拐点时期的媒体深度融合的核心要义是合理调整“国家-社会-媒体”三重利益之关系,并对为何如此、如何调整、融合实践在其中的作用、融合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论述与剖析。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媒体融合已经初步取得阶段性成果,经历了从“纸媒优先”到“移动优先”,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从“简单相加”到“深入融合”等一系列转变,呈现出内容与形式并重,人才与技术并举,理念革新与制度创新并行的发展态势。然而,尽管媒体融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关媒体融合的研究亦浩如烟海,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得以解决,如融合的方向问题、深度问题、层次问题、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问题、体量与质量问题、未来走向问题,等等。而在诸多问题之中,最回避不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又将对媒体深度融合提出怎样的走向规约?本文认为,“国家-社会-媒体”三者之间的利益调整和重组是媒体融合必须要攻坚克难的核心要义,并试图通过对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社会结构分化下的社会利益以及市场逻辑牵引下的传媒市场主体利益与媒体及媒体融合关系的论述,还有媒体融合在其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的反思,观照媒体深度融合这一传媒产业发展关键举措的根本意指与现实路径。




一、意识形态整合力的变化及其与媒体关系的调整

传统以来,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媒体亦将意识形态传播作为自身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诸多层面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的结构地位随之主动或被动地发生了改变。这就导致媒体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调整,以及伴随着这一调整而来的媒体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变革。

(一)意识形态社会整合角色与功能的变化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过如下揭示,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作为一种统一的价值观与利益体系,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凝聚与制约。它既作为环境制约着人们创造文化的视点,亦作为既定的思维机构,对人类创造文化的方式起到制约作用,同时还是一种既定的社会评价体系,制约着人们对文化的创造。[2]概括而言,意识形态最基础,也最为根本性的功能则在于通过确定自身的合法性地位而实现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整合作用。葛兰西曾把意识形态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水泥”,指出意识形态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统一中起到了如水泥般的团结作用。正是对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力的生动表述。

然而,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指出,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并进一步阐释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实际上,当前社会存在不仅对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了改变,同时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功能作用。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不应占有主导地位。现代社会的一大规律便是以利益整合作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所谓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个利益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4]。意识形态整合与利益整合是两个层次的整合方式,二者是协同互补的关系。前者往往带有一定的政党意志色彩,主要作用在于凝聚社会共识。而后者则能够在更为基础的物质层面实现社会的有效运转。在一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是黏合不同阶层、凝聚社会力量、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手段。而当国家发展进入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分层与利益分化日益明显,意识形态在思想与精神层面的作用便不足以完全应对由结构与利益分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此时,利益整合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便会从隐蔽走向突显,在调和阶层差异与利益分化中发挥作用。进一步说,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利益整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将愈加明显,这是任何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二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与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以经济发展为杠杆所引发的包括阶层变化、社会生活、个人观念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同步而来的是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加剧,以及对利益表达、诉求和协商机制诉求的突显等系列变化。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在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对其在社会整合中的角色与功能加以适当调整。

三是客观上来看,当前由于社会阶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意识形态的主体结构地位也正在发生改变。抛开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当前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也出现了一定的结构性地位的下降。毛泽东曾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5]因此,一旦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所处的阶层意识形态也必然会于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当前,伴随着社会发展与阶层分化,不同社会阶层矛盾增多,意识形态分化加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出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而且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6]。伴随着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崛起,社会价值认同也更加复杂化。在这一背景下,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力遭受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现实。

可以说,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地位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意识形态地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的降低,而是意识形态在适应整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以及自身整合能力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调节。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地位的调节与变化也必然会对社会的整合模式、话语体系,乃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

(二)媒体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调整

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层面功能与角色的转变必然导致其与媒体关系的转变,这是由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在大众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整合的研究中曾对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出过如下论述,即“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社会胶合剂,而大众传播则被看作一种涂抹胶合剂的特别有效的机制”[7]。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意识形态这一“胶合剂”能否被均匀而有效地涂抹到整个社会体系中,则需要借助大众传播这一有利武器,否则不仅无从扩大影响,更无法实现整合。正因如此,传统以来,中国媒体就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任务,并形成了政治逻辑为主导的发展脉络。这表现在,传统媒体尤其是党报党刊不仅肩负着信息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还承担着舆论引导与意识形态形塑的问题。不仅要对市场负责,更是作为一种具有专业部门行政色彩的单位。在全力服务于同级党委政府的同时,还需接受上位的指导并据此指导自己的下位媒体;在以公器之名监督同级党委政府的同时,还需监督自己的下位媒介并自觉接受上位媒体的监督。[8]

在传统的整体性社会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全覆盖性,这就导致在传媒领域中,各行政区域和各行业的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部门负责管理本区域和本行业的所有公共性媒体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牢固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从属性地位,并促使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媒体近似“与生俱来”的内在基因。这种意识形态宣导的主导性地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同时也极大地压制了媒体对于社会存在改变所带来的社会意识变化的客观反映,降低了媒体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话语平衡与利益调和的作用。而在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及利益整合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当下,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必然要因应地发生变化。简单来说,传统媒体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在功能的调整与转变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向。认识到在意识形态传播功能之外,还应承担起促进社会利益整合的重要任务。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媒体公共利益代表性的崛起

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结构性地位的变化及其与媒体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由社会结构分化所带来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以及社会背后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崛起,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媒体公共利益代表性的转向。这就导致媒体一方面要继续承担其对于意识形态背后的国家利益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同时要兼顾社会结构分化背后公共利益的崛起所要求的利益表达诉求。

(一)社会结构分化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革

通常而言,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国家与社会两个元素表现为一种博弈关系。且按照二者力量的对比形成四种模式:“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两种利益关系的变革又将进一步影响社会的表达机制与话语体系。

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是影响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北京大学孙立平教授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的同质性较为严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在这一社会模式下,“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9]。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总体性社会”特征,即国家以绝对优势整合了社会。反映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则是“强国家-弱社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社会独立的发展空间,限制了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表达,影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发展,已经进入高度现代化阶段。“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10]在包括体制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作用下,国家逐渐改变了对社会的控制方式,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控制范围缩小”,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逐渐规范化”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渐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表现在:社会经济体制盘活、各类社会主体自主权增强、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利益主体趋于多元,等等。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摆脱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性控制,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社会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发展空间,并促成了其现代化的转向。

如果说改革开放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变革带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基于社会结构调整、阶层多元、利益分化等层面的第一次明显的关系调整,那么,进入信息社会,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新媒体的产生所导致的话语层面空间的扩大已经毫无疑问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二次显著的关系变革。在互联网的赋权之下,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获得了在第一次关系调整中所未能触及到的话语平台与话语体系要素。话语权的下放极大地激发了社会阶层与群体的自主性,继而刺激了社会结构的新一轮分化。且到目前为止,由互联网与新媒体所引发的新一轮社会结构分化还在继续,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也还在持续。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国的社会结构分化程度通常与其现代化程度成正比。换言之,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的高低是评判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在某种程度而言,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度越低。因此,一国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便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不断承认社会的价值低位与发展空间,并不断为社会“让渡”部分权利,从而实现“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国家-社会”关系调整与变革的基本逻辑。但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分化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与整合难度的提升,若社会整合的步伐无法跟上社会分化的速度,那么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丛生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而实际上,尽管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社会结构图景变迁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观念呈现明显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的政治态度”[11]。这一状况已经为现代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因如此,在社会结构分化持续进行的当下,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如何加快建构以利益整合为手段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关系变革过程中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公共利益突显与媒体功能的二元转向

如上所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而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图景变迁,以及社会作为价值主体地位的稳固,其背后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也逐渐凸显,并成为与国家利益相互博弈、共生共荣的一股强大力量。面对多元纷杂的利益格局与价值分化,国家要想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就必须尽可能满足不同阶层与利益集体的价值诉求,重视多元价值观念与话语表达,注重公共利益在社会利益中的重要地位,促进社会整合向利益整合模式转变。

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整合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价值观念表达平台与传播载体的媒体,其功能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转变。简单地说,便是从“强国家-弱社会”时期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结构与社会整合模式,向集传播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社会结构分化背后的公共利益于一体的二元转向。媒体功能的二元转向实际上正是当前媒体融合本质内核的外在体现。即顺应“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背景下社会整合的现实需求,通过传统媒体的现代化转向,将其从原先单一的政治逻辑下释放出来,重新赋予其代表公共利益同国家利益协商的权力的过程。因此,就这一逻辑层面来看,当前的媒体融合需要兼顾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整合。即媒体融合要始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围绕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需求展开工作,确保媒体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功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基于社会变革的利益诉求整合。即在当前利益群体与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充分尊重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代表公共利益发声,推动媒体在促进社会利益整合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媒体融合的这一功能与任务既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当下积极实现社会整合方式方法探索的必然结果。


 



三、传媒主体地位的突显及其政治角色的转变

媒体对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传播功能的承担是其作为社会公器承担社会责任的外在体现,而作为市场主体,媒体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利益诉求。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市场逻辑在传媒发展中所起到的牵引力也愈加强劲。这就导致媒体在承担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作为利益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由此,就形成了集三重利益于一体的媒体责任承担。且这三重利益之间的博弈在改变媒体功能角色的同时,也为媒体融合进程提出了客观诉求,并成为媒体融合必须加以平衡和整合的重要任务。

(一)市场逻辑引发媒体利益主体地位上升

在“国家-社会”关系由国家对资源和权力高度垄断的“总体性社会”向社会结构分化加剧的“分化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市场化转型也在逐步推进。这一转型在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包括信息传媒市场化在内的信息传播资源改革,导致媒体作为利益主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所谓市场化,便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12]。1978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八家媒体单位要求施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我国传媒体制改革以及市场化运作就此发端。此后,党和国家包揽一切传媒事务的模式被打破,传媒单位获得了部分经营权利,市场化的大门被打开,鲜明地表现在实践领域对于传媒体制改革路径的一致呼吁,即“对传统行政化传媒体制的价值批判、党和国家权力下放的呼吁以及传媒单位自主权获得与自主性建立的共同期许”[13]。此后,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传媒体制改革进入“分类管理、转企改制”阶段,在“转企改制”的作用下,具有企业性质的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从事业性质的传媒集团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下,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传媒产业,并成为传媒业资源配置与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传媒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突显。当前,伴随着打造文化传媒航母,“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传媒的市场主体化地位进一步巩固,并成为传媒产业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与来自国家传媒体制机制改革进程的“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推动相伴的是媒体自身寻求生存发展空间,被市场竞争反向倒逼从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助推作用。实际上,《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最早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一大缘由便在于缓解传媒单位的财务压力。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媒体数量的井喷式增长,竞争不断加剧,媒体亏损也逐渐递增。这就进一步促使媒体纷纷投入到市场化的浪潮中,自谋出路、自力更生。此后,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更在很大程度上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动力机制,刺激了传媒市场化的进程。当前,伴随着新媒体这一根植于互联网这一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且相对独立与自由的生存土壤的新兴媒体样态的出现,媒体以及传媒集团的市场化运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其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也得以真正确立。

然而,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代表其盈利能力的增强。实际上,当前看来,国内传媒集团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通过媒体融合所运营的这些新媒体缺乏盈利能力,投入巨大,产出很少;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面对新媒体的竞争中经营能力大幅下降,如何维持传统媒体的生存与融合发展,成为当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4]。这就导致传统媒体的生存更多的还是依托政府的财政支持运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二是财政出资购买报纸;三是对于党报集团给予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15]然而,对于传媒产业的长久发展而言,依赖政府补贴并非长久之计。在这一背景下,媒体作为市场利益主体若想获得长远发展必然要谋求其自身得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利益。如2018年2月12日,江西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成立。这两家公司同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日报社分别按照“一个党委、两个机构、一体化运行”的原则,实行采编与经营的独立化,目的就在于通过事、企分离实现政治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兼顾,确保传媒市场主体地位的发挥。但要想真正实现自力更生无疑还有一段路要走。

(二)三重博弈与媒体融合整合功能的发挥

媒体对于其自身市场主体地位的争夺为其在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社会结构分化所激发的公共利益之外又增加了一重利益重担。在这三重利益之中,国家利益是在传媒发展体制之下国内媒体一直以来且今后也必须加以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其坚守舆论阵地、保持党性原则的属性要求。公共利益是面对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的客观环境,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发挥其公共属性,推动社会利益整合转向的角色要求。而市场利益则是从媒体自身出发,关乎其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是媒体作为市场主体遵从市场规则、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须争取和维护的关键筹码。可以说,这三重利益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构成了当前媒体融合必须加以观照的基础问题。

具体而言,在遵从国家利益,继续发挥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功能,坚守党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一方面,媒体要代表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对话,即通过对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不同阶层、群体甚至个体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的收集和传播,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并在合理范围之内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媒体还要作为市场主体代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进行博弈,从而从政策、法规、市场等层面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大的空间,进一步增强其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并与此同时拓展其在国际空间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媒体所肩负的三重利益之博弈与平衡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融合的内容与方向。体现在如下几点:

1.必须加快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融合转型。即媒体融合要实现的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或者说“现代化”,而非新媒体的“传统媒体化”,只有这样,媒体才能适应公共利益崛起对于话语平台与表达渠道的需求,否则,一旦方向出现偏差,那么融合将成为违背“社会-国家”二元关系变革规律以及媒体自身任务逻辑的“逆融合”,其对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社会利益整合的推进也就无从谈起。

2.媒体融合不仅要实现包括传播模式、媒体样态等实践层面的融合,还应实现传播理念以及思维观念层面的融合。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应当充分认识到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利益的传播仅是其诸多功能与任务之一。除此之外,传媒还应扮演诸如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维护不同阶层与群体的正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利益整合的顺利进行,以及提升自身实力与竞争力等等层面的重要角色。只有这样,媒体的功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也才能在三重利益的博弈中找寻到其内在的平衡点。

3.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媒体融合还应充分做到媒体格局的“差序化”。所谓差序格局指的便是不同属性的媒体之间在功能与任务层面各有侧重、各司其职,从而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而言,不同媒体在国家、公共与市场利益方面应当有所侧重,而不应“一刀切”式地对这三重利益进行全盘代言。如党报党刊更加侧重国家利益的表达,突出政治属性,市场化媒体适当侧重公共利益的表达,突出产业属性等等。唯有进一步明晰和细化各类媒体属性,遵从不同媒体的内在特征,对其进行权责的明确化处理,才能确保媒体融合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

因此,如何顺应社会变迁,在三重利益之间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各重利益间的有效平衡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换句话说,在三重利益博弈与融合的现实语境下,媒体融合必须从中担负起平衡与协调的重任,并将其贯穿于融合实践的始终。而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媒体所扮演的政治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即突破一元,走向多元,调整定位,均衡着力,从而实现自身功能的全面发挥。


 



四、结语

媒体融合是适应当前国内外传播环境变化与传播格局变迁的前提下,在充分考量国内传媒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基础之上,从传媒产业自身发展与国家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做出的时代抉择。因此,媒体融合并非传媒行业内的单打独斗,而是对整个社会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巨大联动效应的一项重大举措。融合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传媒产业自身的繁荣,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触点,激活与带动经济社会的全盘发展,推动新形势下国家现代化治理的进程。融合的边界也并非局限于国内,而是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国内媒体在国际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提升国家传播力与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融合实际上是一个抓手、一盘大棋。正因如此,媒体融合的推进必然牵涉国家、社会与传媒产业自身三个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利益维度,而这正是媒体融合核心要义所立足的现实背景。

对于媒体融合核心要义的再次审视,不仅是对这一关键问题进行的时代性反思,更是一种试图警示融合实践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坚守初心的尝试和努力。《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当前“我国媒体行业的融合进程正在突破瓶颈期,跃迁到由内而外、质效并重的崭新阶段”[16]。这一方面意味着前一阶段的融合实践成绩斐然,另一方面则预示着媒体融合仍然在路上、任重道远。尤其是在技术变革、市场复杂化程度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当下,媒体融合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将始终存在。在这一突破瓶颈、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唯有时刻把握媒体融合的核心要义,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将融合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去考量,认识到融合进程中所涉及到的诸多层面的复杂关系,抓主要矛盾,从关键处着手,创新思路,深化改革,大胆实践,才能推动融合由“相加”迈入“相融”,由“部分融合”走向“全面融合”,并最终实现媒体融合的终极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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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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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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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谭天.财政补贴媒体是融合的前提[EB/OL].https://m.sohu.com/a/125106063_118341/?pvid=000115_3w_a&from=groupme-ssage.

[16]报告精读: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7-2018)[EB/OL].https://mp.weixin.qq.com/s/LPGZH5CX-XNrlhc9A1ZmlAA.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研究”(15AX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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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瑞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9年第1期44页至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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