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的空间实践

来源:《新闻界》2018年7期 作者:赵红勋 浏览 0评论






摘要 在新媒介技术的强力渗透下,新闻生产从组织化向社会化的转变过程统摄着空间的语义范畴。本文试图打破新闻生产的内容取向与功能主义的研究传统,在新媒体这一当代社会语境下,以新闻生产的物理空间与技术空间为着力点对其揭示的社会关系之变化进行意义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新闻生产的新媒介表达,而且能够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深入挖掘新闻生产进行关系重构的基本动因与现实意义。




在Facebook、Twitter、WhatSapp、微信、微博等新媒介形态的强力渗透下,新闻生产的惯习性组织结构被拆解,新闻生产“从组织化向社会化的重要转变”[1]成为一种新的发展动向。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化转向过程,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甘乃特报业(Gannet)等媒介机构纷纷进行编辑部搬迁,意味着新闻生产正在进行空间转移,以此来适应数字化发展之需求。空间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的几何性物质存在,还是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的建构性、批判性的话语维度,铺设着接连场所实践、技术动能、文化意蕴以及心理活动等多义现象的关系场域。正如美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又与生产力息息相关,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是历史的产物。”[2]

美国哲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认为:“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3]新闻生产作为社会传播活动的重要环节与实践方式,成为展现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型空间形态。新闻生产的空间形态是生产者以社会现象为关注点,借助一系列技术手段完成的物质性和符号性合力架构并呈现的样式与类型,或曰在特定生活脉络下展开的信息流动的预设性实践过程。新闻生产既然勾连了空间生产的情境 建构,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的空间表征是否与传统媒介时代有所不同?新闻生产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究竟如何与新媒介技术以及当代社会结构发生关联?本文以“空间生产”视角切入新闻生产研究,把编辑场所、生产主体、媒介技术以及新闻产品等要素以空间的意义通联起来。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语境下,以新闻生产的物理空间与技术空间为着力点对其揭示的社会关系之变化进行意义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新闻生产的新媒介表达,而且能够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深入挖掘新闻生产进行关系重构的基本动因与现实意义。






一、空间生产:解读新闻生产的一种新思路

时间和空间是构成社会存在的两个基本向度。相对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概念而言,地方、位置、景观、环境以及乡村等体现空间意义的形态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一度被贬低。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过:“空间在以往被当做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4]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

gmunt Bauman)也曾表示:“空间是战争中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而时间则是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5]之所以会产生重视时间忽略空间的想法,与人们对空间的狭隘理解有着密切联系。人们只看到了空间的物质属性,仅仅把空间理解为一种物理性存在,忽略了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推进,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日渐突显。城市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承载的功能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中被重新建构。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考察中,“打破了传统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的分析观点,率先把空间作为研究的实体性概念,论证空间的社会性,提出空间生产理论,开创了空间研究的新视野,吸引了大批学者转向对城市空间的研究”[6]。他对空间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的社会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据此,空间已不是简单的物理性存在,而是被建构为容纳与反映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在展示方位、建筑、环境等地理意义的实体价值的同时,成为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驱动与关键概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社会性需要满足一个先验条件,即空间是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生动与鲜活的场所 。二是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论述,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而展开。城市、建筑、位置等诸多空间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的构成要件 ,与机器、工人等生产要素一样操演着生产力的变现路径。空间既然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它融入资本主义生产流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增殖。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渗透着资本与权力的话语指涉:“空间生产不仅能为资本主义主义政治服务,而且也为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前提、与城市权力 、都市革命一起创造出差异正义。”[8]

在列斐伏尔之后,空间生产开始作为一种哲学运思与理论范式受到学者们的追捧。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地理空间批判理论、米歇尔·福柯的空间与话语的关系 、爱德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空间生产以及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空间生产等理论在继承与批判中完善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对考察空间的存在形态,尤其是透射的社会关系的审视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空间生产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全面理解空间生产?空间生产又是如何与新闻生产进行无缝衔接?

首先,空间生产是一种物质生产。列宁说过:“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9]虽然这句话是对物质的客观存在的辩证阐释,但也关涉空间的本质属性—物质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其生产的过程则是物质运动的突出反映,“即空间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的重置或重构来实现”[10]。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是人们改造自然与创造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而任何物质资料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空间形态,由此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物质性空间进行生产的过程。

“信息生产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即来源于它的信源物。信息的内容与变化完全取决于系统物质结构形式的变化。没有物质,信息就成为无源之水。”[11]新闻作为信息产品的类别,它同样具有物质属性。任何物质都是在特定的地点、方位、环境中形成,是空间形式的表征载体。 所以作为物质的新闻同样建构着属于自己的空间类型,包括新闻线索的获取空间(在何地获得新闻线索)、新闻稿件的撰写空间(新闻编辑室)、新闻产品的媒介空间(报纸空间、广播空间、电视空间、网络空间等)以及新闻生产的关系空间(生产主体与受众/用户的关系),都以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诠释了新闻的实在性价值,生动实践着辩证唯物主义关涉物质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动因。

其次,空间生产体现着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空间是生产和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2]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空间可以放置或容纳一切能够进行生产或再生产的产品形貌,它是产品投放市场实现生产力的前提与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空间生产是推进建筑、交通、信息等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实现经济骤增的一种途径与进路。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形之下 ,各种生产要素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空间配置,通过占据空间、利用空间来形塑一种新的生产力。新闻生产作为人类社会一项丰富的实践活动,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诸多要素进行空间重组的过程。新闻作为 信息的集合,它关注社会生活中新鲜的、有趣的、反常的、突发的、重要的事件或现象。这些新闻事件或新闻现象来源于各行各业,经由新闻从业者的加工以及媒介的呈现构成了新闻生产的全过程。又言之,构成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在新闻从业者有目的、有计划的重新安排下实现了空间转移与空间重组,以此占据新闻传播领域的空间位置,“只有占据空间,生产力才有据以开展的根基、范围和拓展的可能性”[13]。在新闻传播领域占据空间之后,充分利用新闻实践的空间来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生产力的优化。

再次,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重组的阐释方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两种表现形态,即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在高度工业化浸染之下,自然空间被现代化的、机械化的工业产品所摧残,“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14],并将接受改造为社会空间的可能。社会空间是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空间形式,它既连接了天然的物质属性,又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新闻生产是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环节,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再造的一种社会空间。新闻生产所建构的空间产品不是中立的,而是在资本与权力操控下进行的社会关系的调试与重组。资本介入新闻生产的空间表达,是为了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权力进入新闻生产领域,其目的则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统治。可以说,新闻生产的空间实践挣脱了具象的空间实体的束缚,是在创造、连接和转化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践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进行话语操控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新闻生产的社会性构建来完成意识形态的价值输出,以此来规训、抚慰与教育受众。

由此,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生产是形成、展现与建构社会关系的话语策略,它不仅改变了作为物质意义的空间形式,而且打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链接的壁垒 ,指向重组与再造社会关系的价值想象。当代社会的新闻生产在整合社会万象的同时,不断实践着空间生产的关系图谱。





二、流动的家园:物理空间的社会转向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体现了物质是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空间生产进行的哲学思考与理论考察建立在空间是物质性存在的基础之上。空间是地方、场所、方位等实在客体的集合与交汇,关联着作为物理意义的价值基础。所以物理空间是空间的首要属性。新闻生产虽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依然遵循着“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逻辑,其生产活动是在特定的场所与位置中进行,表征为具有实在性的物理空间,即新闻生产机构所处的具体方位,以新闻编辑部的身份话语而存在,“是作为客观实在的有形实体的广延状态与伸张状态,它是具体的、有形的,可以被感知的一种空间形式”[15]。传统媒介的新闻编辑部一般都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 ,其重要性可与政府部门、银行等公共建筑相媲美。此外,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在舆论监督、信息传递、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从而生产出作为主导话语的新闻框架。新闻生产的地理坐标、建筑形象等自然化的空间范畴被赋予具有优越感的象征意义,新闻工作者潜意识里流露出强烈的自豪感。在以报纸、电视等媒介所主导的时代,新闻生产稳定的物理空间结构,对于塑造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提高新闻生产力具有重要助推作用。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阐述,物理空间经由人类介入并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实质上是空间创造社会关系的表征方式。新闻生产的物理空间不仅指向具有实在感的地标,更重要的是展示新闻产业与新闻主题、公众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新闻生产空间赋予新闻工作者一种自豪感,增强新闻工作者的积极主动性;另一方面,虽然新闻业通过传递新闻与公众保持着一定联系,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神秘性”隔阂,公众只能远远瞻仰新闻大楼的“光辉”形象。

随着移动互联网、AR、VR等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入侵,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报纸行业的衰落迹象更为明显。原本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的报业机构开始重置其生存的空间场所 ,涌现出一股编辑部搬迁浪潮,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美国的A.H.贝罗集团(A.H.Belo)、先锋集团(Advance)、甘乃特报业(Gannet)、考克斯报业集团(Cox)等大大小小的报业集团都在出售他们的办公大楼,”[16]把编辑部迁入全新的、融媒体化的新闻生产场所。新闻编辑部的搬迁过程是传统媒介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从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数字实体空间新貌相,把编辑部做成“类似集成器式的中枢状”,真正实现新闻采写、网页报道以及社交互动的立体化、多维度联动。例如,《沃斯堡星球电讯报》(Fort Worth Star-Telegram)的老楼始建于1921年,其建筑宛若超级工厂,其建筑长度与一个街区同等奇观。从2009年开始,象征着报业辉煌的地标性建筑开始被逐渐拆除,最后编辑部搬离旧址转向了新的办公大楼,新办公大楼共有19层,沃斯堡星球电讯报仅占5层。[17]在新的办公场所,电讯报打造“进取飞船号”的新闻中枢,把新闻生产的各种要素都纳入数字化空间。在这个空间转移的过程中,《沃斯堡星球电讯报》这个具有宏大象征意义的超级大楼被拆解为瓦砾般的碎片 。

在这场编辑部的搬迁浪潮中,具有物理意义的空间场所,呈现出了一种流动性,原本稳固的、墩实的框架结构被日渐瓦解。报业机构卖掉的不仅是一座大楼,而是物理空间的再次选择,以此来重新定义报业生产的方位与坐标,乃至重塑报业的社会形象,这将意味着作为实体空间的新闻编辑部开启了社会关系再造的新征程。

首先,新闻生产场所的迁移重构了新闻机构内部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不再依赖于传统编辑部,而是借助新媒介技术完成数字化转型。在这个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闻机构内部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精简队伍重塑内部关系。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媒介效益不如以前,难以维持庞大的新闻队伍的薪水、保险等各项开支;新技术的出现替代性完成部分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新的办公场所不再注重体量的庞大,而是更加小型化。所以,精简队伍则是新闻生产的场所的迁移与变动带来的一种结果,必然导致媒介机构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第二,互动沟通增强。新闻生产的办公场所迁入数字化空间,把原来分散在空旷、庞大的新闻大楼的从业者重新聚集在一起,让每个工作流程及从业者都处于“全景敞视”之下,员工之间实现沟通可能性的空间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对于提高新闻生产效率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新闻生产场所的变动重塑了公众对新闻的认知。传统 媒介时代的新闻场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如美国的《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等报业大楼都是城市显要的地标性建筑。它们实现了一般人难以完成的新闻生产与信息报道,成为公众心中的神秘的、权威的一种象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些媒介机构纷纷变更生产场所。新的办公室场所规模的压缩改变了其在公众心中的宏大叙事,神秘感、威严性日趋消淡。当人们不再以瞻仰的姿势仰视新的物理场所时,媒介机构真正转向日常生活的生动叙事或许才是公众对媒介的期许。

当然,除了传统媒介新闻生产的实体场所进行迁移之外,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介新闻生产的实体场所也在重构社会关系的地图,由PC电脑的特定方位转变为移动终端的流动空间。曼纽尔·卡斯特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关注媒介技术与空间关系时认为,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信息化社会的形成,“信息社会将会关注一种以流动为特征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这种空间形式将深切地影响到我们生产生活”[18]。虽然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更偏向信息化产品,但它的首要属性依然是物理性。卡斯特在论述其流动空间的三个层次的时候,就指出了其首要的、基础的层次是一种物理层次 ,即基于网络节点而形成的物质性空间。所以卡斯特的流动空间对于新媒介新闻生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一种共享/分享的空间。”[19]基于移动终端形成的新闻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共享性。例如,新闻记者在公交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消息,记者会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拍摄最直观的视频或图片,再配以文字说明来完成其新闻生产的建构。与此同时,记者还会把采写与编辑的内容通过社交媒介传递到所在媒体。此时,新闻生产的空间虽然是记者所在的公共场合,但在记者在对生产新闻之后进行了分享传递,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整合与连接。所以,新媒介新闻生产空间是在流动的作用下进行了共享实践,从而勾连了生产者、媒介组织以及大众之间的关系网络。





三、关系的再造:技术空间的社会实践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预言电子媒介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时认为,电子媒介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把人们生存的空间压缩成一个“弹丸之地”,让人们重返“部落村”。“部落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村落,而是电子媒介技术生成逻辑重构个体感知的心理想象。可以说,电子媒介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形貌,重构了人们关于时空的感觉认知,制造了“时空压缩”的拟态幻象。如果说麦克卢汉对“部落村”的论断尚且属于一种预判与构想,那么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介时代,“部落村”景观正在变为一种存在的现实。诚如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言:“因特网把地球村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比喻,把地球村从比喻变成了接近于现实的白描。”[20]又言之,新媒介技术在介入人类的信息传播实践过程中,改变了人们对既定物质空间的固有认知,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空间实践方式,以此突出并强化其创造社会关系以及实现技术赋权的能力。

媒介技术是完成新闻生产的预设性前提,也是塑造新闻产品存在方式的驱动器。在虚拟现实(VR)技术日渐流行的今天,新闻生产借助VR技术进行信息加工与采集,实现VR新闻的采写。有研究者在分析国外VR新闻作品时发现,VR新闻的叙事主题主要以战争、灾难、自然与科技为主。[21]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新闻主题都适合借助VR技术来进行新闻生产,VR技术更适用于现场感强、冲击力强的新闻事件,如体育赛事、新闻发布、突发事件等新闻报道活动可以充分利用VR技术,生动逼真地展现新闻过程,把用户放置到一种仿真的空间之中。除了VR新闻之外,还有网络新闻、微信新闻、微博新闻等不同类型的新媒介新闻实践形式。无论哪种新闻产品,其生产过程都借助新技术构建表达与阐释的空间。一方面,生产者借助新技术实现了时空压缩。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丰富,新闻生产以及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发生变动,其结果必然涉及空间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把社会现实的版图通过技术载体进行 空间压缩,从而为我们提供一种解读新闻事件的新路向。这也印证了哈维对“时空压缩”的论断:“时空压缩是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的,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各种过程。”[22]另一方面,受众对新闻生产的认知聚焦为具象的空间。以VR新闻例,它通过VR技术为受众提供一种高度模拟化、虚拟化的富有临场感的新闻场景,这个新闻场景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空间场所,它指向作为感知的、经验的第一空间的意义建构,以此在技术依赖中满足受众的沉浸体验。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是人的行为。”[23]技术不仅表现为人改造自然的手段,而且也是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实体性连接形式。换言之,技术之所以存在不是人与客观世界在征服与规训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构造与客体征服,而是主客体之间互为“在世存有”的阐释状态。新闻生产者借助VR、AR、MR等新技术生产新闻,不仅仅是利用技术进行创造与表达的手段或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打通人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从而把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一切社会要素纳入“共在”的空间范畴,形塑作为技术空间的媒介意涵与社会语意。新媒介技术在以空间的形式介入并参与新闻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对生产主体的关系再造、社会文化的意义重塑、自我赋权的能力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生产主体的边界消融,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得以再造与重构。在传统媒介主导的时代,新闻生产的主体是专业化媒介结构,如报业集团、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如今新媒介技术日渐普及,尤其是手机作为身体的一种装置“嵌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人人皆可成为技术操作者与使用者,意味着新闻生产不再是专业化媒介机构的特权与专利,从而使具有个体化的新闻生产主体得到彰显。比如公民在新闻事件发生现场看到了有趣或突发的新闻,它们可以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记录整个事件过程,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传递信息,我们暂不考虑传播的效果如何。公民参与、见证、记录并传递新闻事件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是新闻生产主体个体化的一种体现。我们虽不否认作为个体的公民在新闻生产领域的话语权以及影响力明显弱于媒介机构,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其进行新闻生产的主体价值与意义。

在空间理论研究者看来,空间是具有“排他性”的,这与作为物理的空间具有很大关系。空间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在同一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主体的空间具有排他性。一旦公民占据了新闻生产主体的空间,那么专业的媒介机构则难以进驻同一个新闻阐释空间之中。所以在新媒介技术的主导作用下,原本具有清晰定位的传者与受者的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空间状态,二者的空间方位发生一种流动性的位移,“传播者”变换为“接受者”、“接受者”转变为“传播者”,由此一度被“神圣化”的专业媒介机构开始走下“圣坛”,成为表征日常生活叙事的关切。

其次,新闻生产重塑了新闻与受众的文化样貌。荷兰技术哲学家艾格伯特·舒尔曼说过:“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无疑是被技术控制和决定的。”[24]可以说,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文化方式。新技术在涉足新闻生产领域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概念。一方面,新闻生产日渐 注重视觉化呈现,在VR、AR、大数据挖掘等具有饱满的视觉性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生产开始转向了新闻事件的视觉化报道;另一方面,新闻生产转向碎片化报道,在微信、微博等媒介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生产日渐呈现出碎片化,偏向短小、精悍的内容选择,不断满足受众在身体的流动中快速获取新闻的需求。

当然,新技术在影响新闻生产的同时,对受众也构成了一种影响。麦克卢汉有句名言:“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也创造了我们。”[25]我们在利用新技术进行新闻生产的同时,我们也在被新技术所改造。一方面,受众阅读新闻的方式由“沉浸式”转变为“浏览式”,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创造的新闻内容具有了碎片化的显著特征。这种碎片化内容对受众的阅读习惯产生了一定影响,受众不再对某一特定新闻文本进行“读报式”的沉浸阅读,而是在快速浏览中获取内容梗概。浏览式的阅读方式会消解人本身具有的深邃性,逐渐削弱深度反思与批判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沟通方式由“在场”的交流转变为“虚拟”的互动,在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人与人的沟通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来实现,这就需要交流者投入时间、精力与情感,交流的愉悦感则很强。如今人们的交往方式主要依靠虚拟的媒介互动来实现,身体的缺席意味着情感的弱化,无形之中消蚀了人们业已形成的关系“粘合度”。

再次,技术空间展现媒介赋权。新技术一旦进入新闻生产的流程,其固有的物质属性将会被摘除,成为意识形态的外在表达。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媒介技术不是中性的,它本身是预先按照特定群体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包含了一种政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26]福柯在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时,从微观政治学视角出发,把技术看做是人操控自身的一种有目的的结果。技术在进入空间之后,其作为权力的意指则更为明确,因为空间是权力的容器。借助新技术进行的一系列的新闻生产实践实质上是媒介赋权的体现:一方面,专业媒介机构的新闻生产在突出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给予大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力。在技术滥觞的时代,媒介机构不得不放下身段,与大众进行对话,以此满足大众获取新闻的需求。从表面上看媒介机构努力为大众发声,实质上是资本逻辑驱动下形成的关怀大众的表象;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新闻生产者不断使自我的技术能力与话语权力得到修复与延宕。长期使用新技术制造新闻、传递信息是提高个体话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微信这个流动性自媒体的强力渗透下,技术空间与人的身体空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交叠缠绕,身体离不开技术,技术依赖于身体,最终将会导致人的异化,成为技术控制的缺乏自主精神的“半机械人”。




四、结语

美国学者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认为:“当一种新的因素被导入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非旧情境加该新因素,而是一种新的环境。当然,新的程度取决于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旧系统。”[27]大数据、VR、AR、移动互联等媒介技术作为新元素纳入新闻传播领域,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基本流程,而是重塑了新闻生产的空间样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介机构实施的物理空间转移不仅改变了内部关系结构,而且重构了其投射于公众心中的形象。新技术在以空间形式进入新闻生产领域时,新闻生产主体的稳定性被解构,传者与受者的位置发生了动态性的遽然变革,模塑了新闻与受众进行意义勾连的文化样貌。此外,新技术空间对新闻生产的不断阐释完成了其进行媒介赋权的社会想象,大众话语以新的姿态参与新闻生产的背后隐匿着资本与权力的双重逻辑。换言之,新技术虽然赋予公众一种新的话语主张,给予公众新的表达空间,但公众话语的生产与表达仍然受制于资本与权力的操控。在新闻生产实践中,资本与权力以“润物细无声”地潜隐方式完成着意识形态渗透的“任务”,从而占据更有利的“空间位置”,最终指向空间生产的关系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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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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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公民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心理动因研究”(15YJC86004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信与媒介生态环境建构研究”(14BXW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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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红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7期38页至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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