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手而非心连心——社交媒体环景下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困

来源:《新闻界》2018年7期 作者:马广军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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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社交媒体具有的个人民主化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化、场景化、智能化等技术特性,使其具有了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个人化、立场化、情感化表达特点,这些特点正好与强调底层平民化、情感诉求为主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相契合且互为表里,是“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点的互联网媒体技术成因,不同群体以固有的意见和情感为立场,进入了一种传播困境。而传播学者彼得斯关于传播不可能性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免于传播和交流的自由,提出了一种手拉手而非心连心的新型传播启示。





一、“后真相时代”:观点、情绪先于事实

当今世界出现了一批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如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执政政策、英国以全民公决方式脱欧成功、德国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受到的挑战、法国极右翼势力勒庞的广泛呼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等。我们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演变。全球化进程有所退缩、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加速、不同社会思潮相互较量、各国公共管理陷入困境。当前既有和平、发展、开放、自由,也有冲突、衰退、孤立、保守,全球进入一个充满困顿的新阶段,全球化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间歇期”,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集团的孤立主义、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逐渐显现,传统上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开放遇到了极大地挑战。

当民众仔细端倪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有的认知和判断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变化,一些政治、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割裂与分化已经用真相、事实无法考量,在整个舆论场里面似乎没有真相,我们已经迎来了所谓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2016年被列入牛津词典的“后真相”一词,随着那些“黑天鹅”事件迅速走红,这个词的意思是,相对于具有较强随意性、变动性的情绪、意见和观点来说,事件和事实真相本身的重要性在降低,而这些意见和观点往往建立在人的本性基础上,人们更能通过情绪和意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而非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事实本身。

尤其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美国传统主流媒体预测希拉里将会赢得选举的情形下,特朗普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激发和煽动底层民众情绪,成功竞选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同时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和英国的脱欧,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普通民众与传统精英政治意见分歧巨大,更是极大地挑战了精英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龚群先生认为以上这些政治事件是民粹主义的不断涌动和得手,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无限制的主观性,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底层民众对于统治精英的怨恨和失望而导致的结果。[1]传统上所谓的精英阶层与中下层民众在互联网社交媒体表达平台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的的情境下很难再一致或趋同,各个群体之间被不断割裂,鸿沟扩大。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以违反政治常识和政治正确的言论,激发起了民众的主观情感和情感而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拥护支持,也恰恰就是对底层民众怨恨的情绪和立场的利用与刺激。学者全燕认为人们一方面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机构的权威性缺乏应有的信任,将遭遇失信和背叛的风险无限放大,导致公权力被污名化; 另一方面,人们明知是谎言或假信息,却因为它迎合了某种情绪和利益诉求而不由分说地选择了相信。[2]

无疑,我们进入了一个有意或者无意的以立场代替客观、以情感代替理性、以观点代替事实的主观性群体割裂为特征的政治、社会的“后真相”时代。





二、媒介即讯息:网络社交媒体表达下的“后真相”特征

互联网社交媒体作为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存在,已经普及到全球绝大部分用户手中,同样地从上述“黑天鹅”事件之中我们发觉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影子,无论是“阿拉伯之春”、土耳其政变和特朗普利用新媒体宣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发明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普遍应用,对于我们所说的“后真相”形成提供了一种媒体技术的因素,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颠覆性力量,正在重构着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配置模式和权势构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个人赋权、互联网媒体的社交化功能、移动社交媒体的场景化与互动化趋势、互联网媒体的大数据与智能化发展等特性,似乎都在扩张着传播行为的个体化、碎片化、情感化,这些趋势无疑都会助推以意见、观点、情绪为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的割裂、分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后真相”时代注重情感、观点、意见的表达方式,也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反作用力。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那句经典语录: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形态本身会对信息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就是信息,那么网络社交媒体的媒介形态与传统媒体的核心区别何在?

随着技术发展,互联网社交媒体已经实现了人人都可以进行信息表达,每个人都可以设定社会信息传播议程,人人都可以拥有社会话语的表达权力。学者喻国明将互联网媒体技术定义为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能量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被激活,个人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个人湮没的信息需求与偏好、个人闲置的各类为资源都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之中被激活。[3]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普通民众可以非常便利地进行信息的接触、搜集和传播,极大地普及了个人实现表达权利的能力和内容生产传播的能力,这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由精英和专业团队的专业化传播形态完全不同。同时,传统大众媒体中由精英阶层扮演的“守门人”的角色不断弱化甚至失效,议程设置的能力也在逐渐地丧失,互联网让媒体与民众之间的权利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渠道类别与层次不断丰富,为人们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与传播偏好奠定了技术基础,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淡化,个人在信息领域的情感和需求被极大地释放和满足。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个人表达的赋权特征以及个性化信息需求被满足的特性,正是为意见、观点的表达提供了人员准备与传播的可能性,是群体割裂中个人表达和个性化表达的基础。

互联网作为一种交互性、移动性、分散性、平民性的传播技术工具,其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场景,因为其所具有的动态性链接、开放性平台、流动性的网络组织以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人们进入了“场景细分”的时代。场景的变化,对于其中的人来说,会对其在角色定位、行为规范等产生基础性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对人们产生影响的不再仅仅是信息内容,而是通过改变、营造社会生活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场景来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感受。学者彭兰甚至说移动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强化,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4]社交网络媒体的场景化、社交化特性,为个人情绪化表达搭建了网络上的虚拟空间和传播所需要的场景,这个场景将会强化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个体的在场感和现场氛围,加深了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本身的感情与观点。当特朗普不再通过非常权威的美国电视发布国际国内政策,而经常在凌晨或者半夜简言碎语地在其个人推特上发布政令,让世人人产生了猜想,不仅让其发布的政令有了一种神秘的感觉,也让特朗普的底层支持者产生了抛弃代表精英政治的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异样快感。同样,当土耳其发生政变时,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统在政变当晚通过视频通话软件FaceTime申明其政权合法性,并呼吁支持民众出来反抗的场景,已成为这场政变标志性的画面之一。那种场景营造出了艾尔多安总统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运筹帷幄,无疑对于其形象还是支持者来说都具有不可比拟的效果。

智能化、数据化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展的重要趋势,智能化、数据化可以为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识别用户、争取用户等重大功能,对实现信息传播的最大化和信息资源最优配置作用重大。同时,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推动媒体向更加智能,网络社交媒体借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能够根据对用户对于互联网使用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更加精准、有效的向用户推送用户比较有兴趣的内容和与自身态度相吻合的观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用户可以借助社交媒体中的“拉黑”、屏蔽等手段将与自身兴趣与观点不同的人隔离,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真正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聚合和割裂现象。互联网社交媒体凭借者大数据、智能化等特征,通过互联网数据的综合分析让散落各个角落而不互知的个人和群体能够快速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同类,进而抱团影响更多的人转向自己的观点。

学者弗朗索瓦·萨巴断言网络社交新媒体决定了片段化的、分化的观众,虽然就数目而论算是大众,是从信息接收的同时性与一致性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大众了。[5]由于互联网时代传播的信息与来源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观众本身的选择性会极大提升。受众的信息接收从之前的传播到现在为选择,因选择而强化了人们本来的信息差别,固化甚至强化了彼此间的信息偏好而导致的区隔化。美国学者唐纳德·肖等人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其意思是人们选择、使用媒介往往是为了对自身所处社群的归属需求,使用媒体也就是在帮助使用者强化这种归属感,同样地也是强化不同人群或群体之间的割裂。





三、基于立场和意见的“对立认同”:互联网社交媒体下交流的不可能性

著名学者维纳曾经推断:“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 [6]传统信息的来源是中心性的,是点对面的,其主导权控制在社会精英阶层,如果说作为传统媒体的杂志、书籍、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天然地具有精英政治的特性,那么互联网社交媒体已经打破在传统传媒时代中所确立起来的各个媒体形态之间的信息垄断,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信息源,互联网社交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传播到任何一个角落,互联网媒体天然地带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个人化、平民化特征。也许民众在面对迅速普及的社交媒体通讯工具的时候,试图通过这种个人化、圈层化、场景化的工具袒露了自己的情感与立场诉求,或是网络社交媒体的个人化、圈层化、场景化的传播特征催生了各个群体打破“政治正确”的勇气。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与“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当下的“后真相”时代与网络社交媒体之间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

在互联网虚拟社会中,以往群体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是具有相对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全球化、民主与自由等)正逐渐被一种反传统、极端化、民粹化的社交网络姿态所代替。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依然以信任为媒介彼此联系,但不同的是信任的发生不再以事实为主导,而是依靠情绪化的本能,也就是观点、情感和意见。被信任的往往不是值得信任的对象或者事实,而是与自己观点和意见一致者。借助情感的认同甚至会导致对不信任者的逆反心理,形成了所谓的双方具有某种共同的对立面而形成联合的“对立认同”。无论是特朗普的当选还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还是英国的脱欧还是法国极右翼势力勒庞获得广泛支持,本质上都是民众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进行的本来就有的情绪与观点的表达与狂欢而已。正如吴晓明所言:“关于‘后真相’的议题,看来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7]互联网社交媒体一方面被底层的、平民化、情绪化、观点化、区隔化的后真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所利用,而另外一方面互联网个人化、聚类化、场景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下各个群体的割裂,使彼此的交流不可逾越。




四、彼得斯的意义:免于传播与交流的自由、手拉手而非心连心

在面对社交媒体与“后真相”合谋的时代,对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否进行深度、有效地传播与交流顿时显得信心不足,让人不禁想起美国学者彼得斯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Speaking into the air,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从该书书名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传播与交流所持的悲观及怀疑的态度。在主流研究范式的支配下,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功能主义的影响,遵循“媒介接触和使用产生效果”的功能思维模式,侧重通过什么媒介或者渠道、方式、叙述等完成有效的传播效果。该研究范式的传播思想强调对共同性的追求,亦如Communication本身的词源意义,即是要建立“共同性”。以符号互动论为起点,使用“想象”、“移情”等关键概念,寻求建立人类交往的共同体,其背后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对于实用主义的偏向。即使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等,虽然对经验功能主义传播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也只是侧重在传播过程中对人异化、传播效果、阶级霸权的反思而已,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过对于传播可能性以及对建立“共同性”放弃。

彼得斯在其著作《交流的无奈》中重新审视传播与交流,认为传播是人的根本境况,将传播从信息、舆论等常规框架的审视之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宗教、哲学、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媒介技术发展的综合利用和分析,作者在传播学领域中独辟蹊径,认为19世纪出现的交流与传播的困境,是一种“现代病”,其本源来自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同时作者认为“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既定的特征”,人们应该放弃心灵共享、心连心等,“交流时无法逾越的障碍”。[8]作者利用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中指出每一个心灵都守着它自己的思想。心灵之间没有给予或交换。思想甚至不能直接进入另一个个人的意识(而不是它自己的意识)中的思想视野。同时性,空间上的接近,性质和内容的相似性,都不能将思想熔合在一起,思想被属于不同的个人心灵这道屏障给分离了开来。这些思想之间的裂缝是自然中最绝对的裂缝。[9]

这与上述我们分析的“后真相”时代和网络社交媒体注重个人主义的特征遥相呼应,似乎人类传播与交流在社交媒体兴盛和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当下,彼此间的不可交流性似乎格外凸显。彼得斯在人类传播思想史上,开凿了一条不同于追求共同体、可交流的新的传播思想路径,虽然没有那般波澜壮阔与车水马龙,却给人们另一种启示:免于传播与交流的自由。

在面对传播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的既定事实面前,在审视交流两端主体和交流场景时候,有效地交流需要的太多的传播要素,而交流失败或者交流徒劳确实常常存在且容易发生。即使已经非常理想的“求同存异”式的传播想象,其中也包含着“求同”目标的霸权与强权逻辑,彼得斯对于这种特权持批评态度:“交流好,共有好,更多的共享更加好:这些看似明显的格言名句,如果不加检查,就会隐蔽太多的东西……交流已经成为政客和官僚、技术专家和治疗专家的财产,他们一个劲地想证明,自己是与人交流的行家里手。” [10]学者卞冬磊对此的解读更加透彻:这些闪光的句子中隐藏着现代生活危机的根源,关联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如下的景象:在政客和官僚那里,交流失败的后果是制裁、控制或战争;在技术专家那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发明更精细的沟通技术;在治疗和营销专家那里,交流则完全变成了心灵鸡汤。[11]

免于传播与交流的自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免遭他人传播的自由,是对传统上传播与交流前提假设的一次颠覆与开创,让人们珍视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尊重差异,减少将自己想法强行地传播于他者,也就是降低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此时,也许在交流传播过程中对不可交流性的承认与尊重也许构成了一种更高层面的传播智慧。人们不必执着与传播的成功或者有效,不必孜孜不倦追求通过传播建立共同性,我们是否可以避免为了追求共同性而导致的“对立认同”的信任危机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给我们在网络社交媒体和“后真相”传播时代,手拉手好过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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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龚群.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J].探索与争鸣,2017(9):55.

[2]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7):113.

[3]喻国明.“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1-2.

[4]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3):20.

[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0.

[6](美)诺伯特·维纳.控制论[M].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56.

[7]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J].探索与争鸣,2017(4):4.

[8]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9]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318.

[10]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6.

[11]卞东磊.传播思想史的“两条河流”[J].国际新闻界,201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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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广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7期33页至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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