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也要用双腿丈量新闻

来源:新闻界 作者:张志安 刘虹岑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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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中心首席者宣克炅

宣克炅: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首席记者,曾任电视新闻中心机动新闻部副主任、采访部副主任。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从事《东视广角》、《热线传呼》记者、编导工作,2004年创立《东视新闻》的《小宣在现场》栏目。报道过5·12地震、11·15大火、倒楼案、APEC、连战宋楚瑜访大陆、防汛抗台、全国“两会”等重大新闻事件。从业15年,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一等奖、二等奖,上海长江韬奋奖等奖项。

开办《小宣说》1是顺应新媒体发展的因时之举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 当时创办《小宣说》这档节目时,对它的设想是怎样的?整个节目的酝酿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哪些设想得以实现,又有哪些没有?

宣克炅:当时我们打算做《小宣说》这个版块,放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早晨》节目里,原因之一是基于我十多年新闻工作的业绩和经验,我个人对新闻理解的提升、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使得我能够将新闻进行上下串接和深度分析,并且在其中加入我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和评论。

原因之二是因为我每天外出采访回来后,都会与同事聊起新闻背后的故事,以往在我们的版面中没有体现这部分内容,大家都觉得,其实新闻背后的故事细节非常生动,而且能够由小见大,为观察分析新闻事件本身带来新的角度。而我自己也在十多年的采访中遇到了种种稀奇古怪的意外和事件,有倾诉的欲望和更加深入的思考,能告诉观众很多事件背后的故事。

原因之三是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对于传统电视媒体而言,应该拥抱新媒体,怎么拥抱呢?我认为首先是思维上的转变,现在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视频的点击量增加,电视的观看时间可能没有减少,但开机率是下降的。央视索福瑞今年上半年做了一个工作,包括微博和移动互联网,包括互联网的点击量,重新计算一个指标体系,计算到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指标体系当中,这个体系今年上半年在北京已经发布,意味着接下来包括新闻节目在内的电视节目全媒体的评价指数和体系正在建立起来。所以在衡量一个节目的时候,衡量指标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收视率或开机率,更多的要看它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点击率、评论、转发率、互动性如何。其次,在实际操作上,我们会利用微信公共平台和官方微博去做节目的预告和同步推送,以及节目播出之后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今天我们会发现传统电视台的品牌栏目,既有互联网的影响,也有传统媒体的渠道影响,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时候,我觉得就比过去全媒体渠道覆盖更重要。

张&刘:《小宣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去实现以上的设想呢?

宣克炅: 我们希望《小宣说》是一个新闻脱口秀,通过说新闻的形式,将社会新闻进行重新包装后呈献给观众。在形式上,拓宽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在内容上,拓展突发新闻、民生新闻和社会新闻的外延和内涵。同时,完善传播链条,主动收集受众对节目的反馈,与受众进行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丰富我们报道的内容和观点。

至于选题的定位,则是以民生、社会、突发、舆论监督等方面为主,并且在选题深度方面要比以前更加多样化,把单个的社会新闻发散出去,挖掘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

比如我最近刚做的一个《小宣说》的节目,讲到的是精神病人伤害家属的事件。实际上,《精神卫生管理办法条例》中规定,如果要对病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必须得到病人家属或病人本人同意。但是这样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做到,病人家属可能舍不得这样做,而病人本身如果有精神问题,肯定不能够理性地判断自己的病情。所以,这样一个单一个案背后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张&刘:《小宣说》这档节目与你之前创立的《小宣在现场》相比,从节目样式到内容生产机制方面都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宣克炅: 变化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当时创立《小宣在现场》这个栏目是在2004年,初衷是想要强化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因为在2003年之前,电视新闻的直播并不常见。2003年一个获得中国新闻奖的片子在今天我们看来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因为它就是将一个烟花爆竹厂发生爆炸的情景拍摄了下来,画面中就是像放烟花一样的爆炸的场面,非常简单。我们当时开玩笑说,那位记者就是跑得快,赶到了现场拍下了事发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开创《小宣在现场》希望有两个特点:一是表现人在现场的应激,使这个节目版块人格化;二是通过强化记者在现场的出镜、采访、调节和调查来增强新闻报道的及时性、现场感和感染力。当时《小宣在现场》有四句话:“突发事,亲临现场;紧要事,援手相帮;百姓事,放在心上;身边事,细说端详。”

这也是我们因时而动的举措,跟着时代的步伐去改变我们的节目形式和传播方式。但当时门户网站还不是很火热,因此我们的传播平台还是以电视屏幕为主,缺少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单向度的传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从节目内容上进行突破,而不是在传播渠道上进行拓宽。

十年以后,我们开办《小宣说》也是因时之举,微博、微信、视频网站兴起,新媒体传播渠道应该充分被挖掘。所以《小宣说》一方面保留了《小宣在现场》人格化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在播报方式上由单一的一事一报,变成了两个人对谈的形式,多事一报或者一事多角度报道,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拓展,更重要的是符合新媒体平台播报的方式和特点,将单一的电视屏发散到手机、电脑、电视三屏同时进行传播。

将公众生产的众包内容和记者的专业内容之间形成搭配

张&刘:《小宣说》为何选在晨间播出呢?电视这一传播渠道在整个节目的全媒体传播过程中是否被弱化了?

宣克炅:《小宣说》是在早上8:30分播出,实际上这样一个时间段对于电视节目而言是先天不足的。所以我们除了考量它晨间的收视率之外,更多的是考量它在新闻网站、视频网站上的点击量如何。

但是自从开了《小宣说》这个栏目版块之后,《上海早晨》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一直都蛮高的,并且在稳步上涨。这一点是可喜的,因为整个电视行业总体开机率和收视率在下滑,但是我们的早间新闻却逆势而上。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不敢说《小宣说》这一个栏目版块的功劳,但是这个栏目对整个早间新闻的收视率带动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张&刘:《小宣说》的采编团队目前的构成是怎样的,分工如何?

宣克炅: 我们有两个记者采访,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记者;编辑有三到四位,我白天采访完之后,晚上会告诉编辑我今天采访到的内容里有哪些新闻点是值得我说的,《小宣说》嘛,肯定要说现场还要说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我会尽量挖掘出短视频中没有呈现出的细节和这个事件背后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比如精神病人伤害家人事件,从微观上讲,要说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他的家人有哪些想法,医生的工作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从宏观上讲,涉及全国有多少精神病医生,占多大比重,他们在从事精神病医疗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茫然和困惑等等。加上10月1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样的话,报道的广度就突破了以前一事一报的狭窄视角,进入了第二个层面,关注一个群体和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张&刘:《小宣说》如何优化工作流程,从而实现有效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宣克炅: 在工作流程上,以前通常是记者赶到新闻现场后,首先拍摄照片放到网上,辅以简单文字,形成一条短消息;回台完成新闻稿件的编写后,在微博上发布详细新闻,同时在微信公众号上刊发相同内容,并加入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

但是,现在我们比较注重保护自己的独家新闻线索,所以我们不会提前在微博上发布来自新闻现场的照片或者新闻事件本身的推送,而是首先在微博和微信上做节目预告,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共鸣甚至讨论。编辑稍晚编写《小宣说》时,会从微博评论中寻找成为节目素材的内容,根据新媒体受众的反馈,《小宣说》栏目会适时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甚至会以网友对事件的质疑或评论,串联整个版面。

过去,传统电视的生产还是机构化的、封闭的生产,强调团队的搭配。今天互联网情境下的生产更强调社会化生产的开放性。公众生产的众包内容和记者生产的专业内容,两者间形成搭配的时候,这种所谓社会化的开放生产,是今天新的形态,但是和传统的生产机制一样还是有内在张力的。

突破“一事一报”,站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看民生新闻

张&刘:具体来讲,对微博、微信评论的吸纳有哪些标准,如何融合到整体的节目内容生产机制中去?

宣克炅: 实际上,在很多的美国媒体公司里面,已经专设了一个岗位叫受众或者叫观众的互动编辑,所要做的就是挖掘精准受众,跟他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另外一种岗位叫策展编辑,互联网新闻起来之后,你会发现编辑、加工业的新闻模式正在形成,一方面有现场的东西,可是我还要综合其他的媒体所做的原创、好的东西进行策展,就像一个展会的策展人,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受众发现这样的内容能够帮助他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提高效率,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和编辑系统,再重新编辑、加工,这样的内容自然非常有优势。

《小宣说》目前已经开始尝试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把这种众包内容和相关的优质内容进行更好的策展,还是有点像传统编辑,吸纳一些传统电视和一些网络内容,还没有明确把策展的模式引入。

张&刘:《小宣说》要实现多屏融合,最关键的是什么?这样的融合体现在哪些方面?

宣克炅:《小宣说》开播一季度研讨会上,来自社科院、高校、新媒体、业界的各路专家从不同视角对新闻节目的媒体融合之道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有专家认为,这样的时评节目要融合,一是看产品形态,二是看价值内涵,三是看人格魅力。

产品形态的提升还是要看定位,我们这档节目是站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看民生新闻和社会新闻,而不仅仅是单一个案的一事一报。价值内涵上,如果要融合得更好,应该把网络需要的感性和传统电视的理性做一些交叉。电视本来比较多的审视,要和互联网的平视结合。而人格魅力,则需要更真诚的观察者和社会治理的建言者。

这种观察的真诚来源于新闻报道之外对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善良的观察和捕捉。比如我看到土方车撞人,我马上想到一些特殊的细节:比如父亲带着孩子,在遭遇车祸、车撞来的时候父亲把孩子推开。如果我们直接从这个视角出来,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始终是这样的护犊情深,这在人世间是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在这些个案里面再次体现。除此之外,还可以对土方车的司机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思考,通常我们会把他们当成是施恶者,他们超载,他们快行。但是里面提到,以前装一吨赚50元,现在装一吨只能赚8块,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利益链中的较为低级的一环,他们从事这个体力活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涉及到对这个行业的职业生态的思考。他们的考核体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不冒风险要维持他的生存特别难?如果有对这个群体更多职业生态的观察,在节目里面呈现出来的所谓社会视角的观察会更真诚。

另外,像土方车的问题,它的监管录像是否可以发现超载?整个服务监管成本如何?为什么这样的监管风险始终存在?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让《小宣说》变成一个更敏锐的建言者。

张&刘:你对《小宣说》这档栏目在融合传播的策略上有哪些思考?

宣克炅: 当时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专家提出,现在的节目长度为8到10分钟,这样的节目放在视频网站上,长度正好。但是放在微博上可能稍微长了一些;放在微信上,需要转化,Wifi环境下观看更好,但如果不是Wifi情况下,受众就需要看一些文字。

所以可以尝试将节目分成两到三段,从而更好地符合现在互联网微视频的体验。第一段是讲故事,第二段是谈治理,最后是给建议。这三段节目内容有不同的出口,治理和建议的出口可以在微信上,对全国其他方面都有作用,而人性、说理部分可以更多在视频网站上,根据不同渠道的特性推送内容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播目的。

不带私利是我说话有底气的最基本的原则

张&刘:如何发挥“小宣”的个人品牌与《小宣说》节目品牌之间的叠加效应?

宣克炅: 我个人会通过微博@宣克炅和微信公众号“宣克炅”两个新媒体产品进行积极运营,不断尝试与受众的多屏互动。我的个人微博粉丝量有68万,微信公众号“宣克炅”通过8个月的运作,也已有接近7万多粉丝关注。节目播出一个季度以来,多期节目如《阿婆侬伐要上当》、《非机之殤》、《小宣历险记》等片在各个渠道的传播上反响都很好;《擒贼五人组》、《地铁咸猪手》等独家采访的新闻,一经推送,即收到大量网友反馈;《昆山爆炸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英雄》转发和评论量,分别达到了16.8万和5300余次。

我听闻美国发行人曾对他的内容生产者说过:“你们要换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我们过去是一支合唱队,强调每个人并不需要你个人品牌。今天,我希望这个合唱队是明星合唱队,每个人最好在互联网和其他的渠道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个性,如果我这个合唱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这些粉丝的聚合,对我的机构重新吸引受众非常有帮助、作用。”

张&刘:《小宣说》被认为是你从记录者到评述者的转型标志。为这样的角色转变,你自身做了哪些调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宣克炅: 从事新闻业十多年,我对于电视新闻操作的技术手段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于我而言只是从原来放在新闻现场这种播报搬到了这个演播室里边进行播报。因为我不是学播音出身的专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也会对自己的比如说形象或者个人出镜的效果会有一个担心。毕竟以前作为记者在现场播报,我可能仅仅会对一个新闻进行评价,或者简单地进行一个现场的描述,或者带一些评论的东西。

而现在要自己坐在台上,像主持人一样,自己作为一个主要的主导方,然后要讲出自己的观点,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心理上是有压力的。因为你要说的话,必定要说出点道理来,而且你是节目的主导者,你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合乎逻辑,是不是能够为社会各方所关注且认可,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以前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还是以播报负面事件新闻为主,而现在能不能从这些新闻事件当中提炼出自己有价值的观点,让人家觉得能够在内容上有所突破,能够多传递正能量是我考虑比较多的。

最大的挑战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直播,播完节目后又要外出采访,回来之后还要做微博、微信的推送。从内容角度来讲,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报道的选题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能够“说”的、能够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拓展的话题。同样一个话题我不可能反复去说,话题选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雷同,有吸引力有创新,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张&刘:你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是否招致过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宣克炅: 很少,也是有的。我觉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诉求,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会产生争议,其实从个人来讲,我不希望我的报道引起非常强烈的社会争议。但实际上我对网络舆情还是抱有疑问的,我担心会不会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

我经常讲我们媒体报道问题一定要依法,即我的整个报道不能挑战法律底线,这是红线,这是公德。

从私德的角度考虑,媒体和媒体人在报道新闻事件时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在里面。你有你的观点没问题,可以引起讨论甚至是争议,但是你个人不能有私利在里面。这个是能够让我说话有底气的最基本的原则。

我秉持的大原则是尽量少引发争议。其实很多时候,引发争议是我话没有说全,我的话当中还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是有些偏差,不完备的地方。

如果引发争议但没有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实际效果,那么引发的这个争议就没有太大的社会意义,反而它的社会意义是负的,不是朝着一个向善的,朝着一个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向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新媒体时代,记者的专业性体现在对一个事件的深层解读

张&刘:你有丰富的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经历。传统媒体时代,你去报道这些突发新闻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包括报道的原则,和新媒体时代之间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宣克炅: 这个区别非常多,我是从2008年开始发现新媒体这种体量对社会报道,对新闻报道的参与和介入越来越大了。

我们媒体也要创新,首先是渠道上创新。在做各种各样媒体报道的时候,你不能只守着自己的传统媒体,比如我们在2008年之前可以说传统媒体是比较强势的,那是因为传播的介质和传播的手段比较匮乏,那个时候门户网站刚刚起步,而微博微信这两年才迅速崛起。我们在这几年报道当中,除了守住自己原有阵地以外,更多的是要创新,要跟上时代步伐。所以我们也是尝试地介入到微博微信这种报道当中去,就是说我们多了更多的传播手段和途径

同时,我们还要密切观测新媒体的语态和语境,就是受众由原来的我播你看,转变成我们跟受众之间相互的互动。这种互动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报道的边界线在哪里,受众的接受程度的变化在哪里。甚至一些“拍砖”的评论,我们都是笑纳,这说明大家都在关注你的报道,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要容得一定的批评。

其次,跟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多也丰富了我们的报道的内涵和外延。在报道内容上,我们对一个事件的深入了解,甚至有时候是随着与新媒体受众之间相互的接触沟通之后才发生的。在观点评论上,可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观点是通过新媒体的受众给我们提供的。我们甚至会在微博、微信上发起讨论,让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报道当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报道就更全面、更精准。

张&刘:在新媒体时代,在报道突发事件时所遵循的专业主义是否被重构了?

宣克炅: 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他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推动了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做得更专业。我们终于突然发现以往的信息类的新闻,已经不再是专业媒体的优势所在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发布者,而且信息的流转方式、平台、介质方面已经不仅仅限于你所供职的这个单位了。

那么记者如何专业呢?记者的专业性应该体现在我们对一个事件背后深层次的这个内容,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有效、深度的解读。如果做不到深度,能不能在广度上有所改革呢,能不能把这些同一层次的信息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媒体做出专业报道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比如我们为什么开《小宣说》这个栏目,就是因为想突破以往大家对于社会新闻碎片化这种观感。告诉大家社会新闻当中有很多看似碎片化的内容,它其实完全是可以穿起来,穿成一串珍珠的,这些看似碎片化的社会新闻当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它的这个报道的内涵、深度,都可以通过小宣来说给大家听。

比如我上次做了一个报道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我们发现在一架法航班机上工作的这些法航的工作人员列队下车,抢救一个车祸当中的伤员。其实中国人在很多车祸当中的这种自救能力和自救意识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中国跟欧洲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国民自救的意识方面和学校里这种自救的教育方面,是否存在一些差别,我们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日本,大人从小就告诉孩子,我们怎么样展开自救,如果发生意外的话,要保命,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我们中国社会这种教育体系当中,更多的是告诉大家你要把书读好,成绩提高,这就是一个差距。那么在这个极简单的车祸中,从在一个法航班机上工作的一些金发碧眼的法国人他们下车展开救援,然后穿上反光背心,手拉手拉起警戒线,有人专门指挥车辆通过。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很稀松平常的一个救援,不仅体现了他们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更多体现出他们有自己的自信,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接受过这种自救培训,救别人这种训练。看似一个碎片化的车祸新闻,实际上它背后蕴含了很多的社会现象。

张&刘: 但是可能会有人觉得说电视这样一个媒介的形态,它可能天生就是适合传播一些浅层的画面或者是观点。在你看来,深入的思考和真正有思辨性的表达,在电视这个平台上真的可以实现和达到那样的效果吗?

宣克炅: 我们电视在深度发掘上可能存在先天不足,因为需要声音和画面作为佐证。报纸和网站可以对一个事件长篇累牍地进行分析、研判,这点我不否认。但这不是一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他有没有这个意识:从一个新闻事件当中往深度地去发掘和开掘。

实际上我觉得媒体不是一个专家,它不应该是一个专家的形象或者身份,它更多的应该是借用各种专家和外来大脑这样一个平台,让各种各样深度的观点、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展现出来。那么比如我在做一个所谓深度类报道的时候,我借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个人的阅历经验积累,其实也是借用了很多专家大脑,把专业判断化作了通俗的,我们受众能够接受的观点,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出去。

碎片化是对社会新闻最大的误读

张&刘: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在新媒体时代,你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操作策略有何调整?

宣克炅: 第一,还是那句老话,实践出真知。我经常说我们不到现场不要妄下论断,为什么很多媒体或者媒体界缺乏感染力,或者缺乏可信度,是因为新媒体时代他们复制粘贴的这种情况颇为严重。很多记者都不到现场,那么不到现场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拼拼凑凑,打个电话就以为掌握到了事件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在很多新闻当中,尤其是突发新闻,不仅是现场感非常强,甚至还有很多的细节,生动的细节。另外一个就是你只有跟新闻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够保证你的报道的可信度更深入。你跟当事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并不是通过打电话就能够完成的,而这个情感的交流实际上是一个观点的提炼,立场的固化,立场风险的研判的过程。

新媒体时代也要用两条腿来走路,两条腿一起找新闻,不能做一个剪切工,而现在这个时代剪切工的报道模式我觉得挺多的,蛮普遍的。这个实际上对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和媒体的公信力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害。

第二,我们的报道还是要专业,但是这个专业体现在我们这种客观、平衡、中立这样一个态度上。媒体记者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伟大,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功能是忠实的记录,第二个功能是通过我们忠实的记录才能引起社会的反响之后,能不能小心翼翼地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不要把这个问题想象成一定是你推动的。

第三,我们每个媒体或者媒体人力量可能是微小的,但是集跬步致千里。很多人认为社会新闻是碎片化的,这是对社会新闻很大的一个误读。其实很多碎片一个个拼起来之后,就是那个时代的宏大的序曲和篇章。比如我们对于这个群租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报道这个小区群租,那个小区群租,但是这些一个个罗列出来这些碎片到最后形成了大家对于群租群像这样一个印象,大家都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个碎片,这些碎片会积成洪流的。

第四,我觉得我们媒体还要承担一个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就像一杆秤,两边都放50公斤,大家都觉得平衡、公正、客观了。但是如果你把两边的50公斤都换成500公斤,那么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从表面上来看,你这杆秤的两边都是平衡的、公正的、客观的,都是500公斤,但是实际上这杆秤最终却折断了。

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媒体不是包打天下的,在推动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小心翼翼地寻求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平衡,我们有时候不能超出这个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些要求。如果超出了就像这杆秤一样,你自己觉得你各自放了500公斤是对的,但实际上它的最终效果是这杆秤被折断了。如果我们媒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话,那我们媒体人就是那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这只鸭,一直站在这个时代潮头,就是亲眼目睹了我们整个媒体行业的变化,包括社会的剧烈的变化。如果往大了讲的话,媒体提供的就是应该看着这个社会往前,往积极发展这个方向走,推动它的发展。

张&刘:你刚刚一直在提媒体要向善,也同样提到了向上,具体指的是什么?

宣克炅: 我想这个向善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人群素养、诉求不一样,阶层之间存在不同的需求。所以媒体“向善”的目的也就是解决一些普遍性存在的不合理问题与现象,尽量把我们的新闻价值和某些案例能够结合起来。

所谓的“向上”是我觉得我们报道应该给公众或者给媒体的受众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力量,就是大家能够看到通过我们媒体报道之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急于把这些在短时间内又没法解决的问题抛出来,显然这样给受众的一个印象是比较绝望的,媒体报道不应该仅仅是呈现出来绝望的、无助的、无可奈何的现状,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

张&刘:那就是说在给受众这样一个印象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背后有这样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所谓公共治理的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应如何建立?

宣克炅: 我经常开玩笑说,以前媒体报道城管,城管不执法。第一天,马路口有一个违章设摊的,有媒体就说城管不值班,城管不作为。第二天,城管一看,这个媒体又说我不作为,那我赶紧去作为。结果第二天,媒体说城管乱作为,这个城管一看“乱作为”之后,又怕了,媒体你批评我是乱作为,那么我们该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围观执法”。好,第三天媒体就说,不仅是不作为,也不敢乱作为了,现在干脆是这个“消极作为”了。城管一看,这个消极作为了,那么好,那我再改个方式吧,于是城管去找被执法的新闻当事人,和摊贩进行沟通交流给他安排进附近菜场,然后以情动人,那么结果第四天媒体报道说,你这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还给他们转换场地。几次三番,把城管妖魔化了。问题没解决,社会阶层却对立起来了。

我刚刚讲的像是玩笑,实际上着眼处是我们有一些媒体,在报道类似这种事件的时候,撕裂了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观感,无限放大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把这个问题伤口撕裂的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到了无以复加、很难解决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媒体报道的效果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媒体需要找到一个分界线,使报道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张&刘: 你一毕业就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没有想过换平台到纸媒、互联网工作呢?

宣克炅: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刚进单位,我没有太多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东视广角》《热线传呼》,这些所谓的热线传呼你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热线,就是人家打进来热线电话、传呼,然后我们就传播出去,你有所呼,我有所应。当时我跟社会新闻民生报道,就是一些婆婆妈妈琐碎的一些事情,一般人看来可能碎片化的、但却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报道类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工作里面有了阅历、有了资历后,实际上我是有机会可以去换岗位的。比如说我可以去换到做娱乐节目,做娱乐报道,也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栏目,也可以转到幕后。但是能够在新闻现场,亲临现场,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够近距离观察社会公众的这种生活状态、生态,这才是一个媒体记者无尚的光荣。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工作有价值感、意义感、存在感。

张&刘:你一度与陈蓉、柏万青、万峰,被网友并称为“上海滩四大悲剧”。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你想过改变“逢事故必见”的典型印象吗?

宣克炅: 我觉得这个有利有弊,但是我总体上不太喜欢这个称号,都是网民给加上去的,是把我刻板化了。实际上我也做过大量的正能量报道,而且我们很多的突发事件报道中一直在寻找一些闪光点,人性当中的闪光点,通过这些人性当中的闪光点能够升华我们这个报道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农行五虎将》,我们不仅在短新闻、还在《小宣说》栏目里拿出了长篇幅对这样的城市平民英雄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就是要弘扬社

但是现在大家都把我认为是一个宣布悲剧的角色。这对我是一种误读,是一种刻板效应。

事实上,在实际工作当中,如果大家一旦把你定型为一个只报道负面新闻记者的话,那会给我的实际工作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阻力。

张&刘:这种阻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宣克炅:这种无形的阻力一方面体现在被采访对象他可能看到你来了,赶紧把大门给关起来,这对我深入采访、了解双方的意见是不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观感,我刚才说到,希望我的报道是积极的,能够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一些社会新闻是比较绝望的,不可能通过你的报道就解决,而且有时候只能通过时间换空间,在没有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媒体的那种强势的介入,可能会对基层组织的工作带来压力,这也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问题,也不是我们媒体一头热忱地说我要去报道,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媒体应该更多在找一个边界线——社会问题解决的边界线。

张&刘:你自己在社会新闻记者这条路上走了十五年,你如何克服职业疲惫感和无力感?

宣克炅: 这跟记者自身有关系,也跟自己不断地去找寻价值感是有关系的断地去找寻价值感是有关系的。

每一个记者、每一个从业人员,他跟受众之间的相互磨合是不一样的。一个记者他工作了三年跟工作六年、跟工作十年,他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记者成了家有了孩子,那可能对儿童伤害的这种事件会关心比较大。但如果一个记者工作刚两三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对收入、待遇比较关切,但是如果你跨过了这一个槛,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你想的问题就会更远,你可能考虑生存的这个问题比例会小一些。这个时候你渴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你所处这个行业的一个价值感,如果我们的报道能够推动一个现象的整体解决,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价值。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想像得太伟大。我们不是经常说“雄鸡报晓”——天下就亮了,有时候雄鸡是恰巧在这个时间节点叫了,然后这个时候天就开始亮了,不是雄鸡叫了天才亮的,是雄鸡知道 天要亮了、开始叫了,叫醒了很多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许找到了那个社会变化这样一个边界线,取得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所以你问我怎么样克服这种工作疲惫感,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要过日子,家庭生活很重要,经济收入很重要,在繁重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双重压力下,会产生疲惫感。第二个是你要不断地去寻找价值观。

比如说我在2006年的时候有很多机会可以转岗,但是我坚持了下来,到2008年的时候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报道。我发现在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社会对于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有了一个法律化、制度化的变革。这个时候我就纪录了整个中国社会逐渐变化向上的重大事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对中国社会10多年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差异感中,感受到了新闻工作给我的这种满足感。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那么你的这种疲惫感就会一扫而空。如果你在现场的时候,参与和见证了整个抢险人员怎样在废墟当中团结在一起,然后一个个把活着的被困人员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或者列队脱帽向死难者默哀的过程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深切地感受中国社会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汶川地震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很多领域的成人礼,就是中国社会终于从原来16岁的懵懂少年开始慢慢成长18到20岁,我们媒体人跟着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然后你目睹一场场社会的变化、变革。而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媒体的介入和参与,那我们的价值感就更为强烈。

当你的职业成就感、满足感非常强烈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这种所谓职业的倦怠。很多年轻记者工作了两三年之后产生了倦怠感,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跟以往印象中所谓的媒体记者的光鲜亮丽、众人皆捧的印象产生了一个落差,年轻记者需要的是沉下心来接受社会的再改造,完善自己的人格和情感,要明确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定位和诉求,而不仅仅是为了钱;原因之二,可能也是他没有寻找到新闻工作这种价值感、存在感、意义感,所以他才会产生倦怠。如果突破了这两个问题的话,他就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一个新的认识。

另外,每一个媒体人跟每一个受众之间因为新闻事件而产生联系,并产生的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受众信赖你、信任你,他们在你身边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那他们的诉求就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1]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于2014年4月开通的一档脱口秀节目,旨在关注热点新闻、关注社会民生,由宣克炅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