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好记者干的是制作奢侈品的活

来源:新闻界 作者:张志安 毛思璐 浏览 0评论

传统好记者干的是制作奢侈品的活

——专访《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

嘉宾丨谢湘   主持丨张志安 毛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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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谢湘,《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先后担任驻站记者、编辑、记者部主任、副社长兼教育科技中心主任等职。新近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访问记者。代表作品有《揭开"中国第一月嫂"的面纱》、《一个人和一项资助贫困学生政策的推进》、《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园的时候》、《扬焕明的心头之痛》、《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等。

访谈主持: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毛思璐: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传统好记者干的其实是制作奢侈品的活』

张&毛:您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谢:从新闻的时效性、传播的广泛性、阅读的方便性、内容的承载量以及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性五个方面来看,新媒体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纸媒的报道即便是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才能见报,但新媒体是实时更新的;在传播广泛性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发行300万份已经觉得很多了,但是一个《穹顶之下》的视频,少说也传播了几千万次。

纸媒的权威性在网络时代被严重削弱,它不再是唯一可以发声的渠道,我刚刚进报社的那个时候,读者来信是公众唯一可以和媒体沟通的渠道,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平台和力量来表达诉求,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每一个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上网发声,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今后,可能会是网上的意见领袖来代表公众的舆论,形成民间议题,从而来影响国家的决策。

张&毛:在您看来,传统媒体的消亡是必然的趋势吗?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谢:就像胶卷的自然消亡一样,你能说以前柯达、富士胶卷质量不好吗,不是的,但是当数码相机出来它自然就要被淘汰,这是革命性变革带来的东西,没有办法,没有人挡得住。但是,是不是立刻速死,还需要观察一段。

互联网时代,让民意更加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要更重视民间的呼声。但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发不了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命运需要有人关注,过去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承担了监督政府行为,替弱势群体发声的角色,体现了存在价值。

有两点还在继续体现纸媒的价值,第一,调查性报道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毕竟人们了解真相的需求总是有的;第二就是言论,这是一个思想的市场,所以对新闻从业者来讲,应该更多地积累人类文明的知识,要发出真正有质量的见解,让大家能够看清这个社会。

新媒体虽然时效强传播广,但传播只是第一步,人们还是需要有对事件更深刻的思考。

张&毛:所以您觉得纸媒应该承担这种深度思考的角色?

谢:应该这么说,纸媒也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在纸媒唱衰声音这么强大的背景下,我所思考的不是报纸这种介质是否会消亡,而是必须要有一些人在社会中承担这样的责任,对社会现象做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促进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时,一个单独的个体很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些问题,从这点上来讲,传统的纸媒,作为一个有文化传统的报纸具有区别于其他媒体的责任。但将来由谁来主导替这些弱势群体发声,我还没有想的很清楚。

或许会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或许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不单单是送钱送物资,它也可以一方面帮助弱势群体消除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话题近距离地征求目标群体的意见,作为一种声音反馈。

张&毛:在传统媒体唱衰的大背景下,不少新闻记者都会产生职业焦虑,您怎么看待这种职业焦虑感?

谢: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小颠覆性的革命,现在还会有谁每天早上等着邮局送报纸上门,每天早晨眼睛一睁,牙还没刷,脸也没洗就打开手机上网。我们传统纸煤的传播方式,注定不抛弃都不行的。

加之现在的社会风气过于浮躁,人们的紧迫感,惶恐感,功利心都更强一些,这种转型的冲击会带给人一种焦虑感,无法平静下来作思考。其实我觉得尽管大家都在唱衰纸媒,但好的新闻作品还是稀缺的,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沉得下心来,沉得住气去做这样的事情。

张&毛:在这种焦虑感的影响下,坚守的媒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报业精英跳槽去公司,看到《中国青年报》一些优秀记者转型,你是感到否遗憾?

谢:当然是很难过、痛心的。我这次来中大访学,感觉更深,在高校感觉到的新闻危机比我在忙忙碌碌的实际工作中感觉到的更加强烈。我和不少同学做过交谈,只有一个同学明确表示将来还会从事媒体行业。至于原因,我觉得原来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时候,我们一群很优秀的人吸引着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们需要检讨一下现在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张&毛:现在的新闻媒体的环境和您早期在《中国青年报》感受到的有哪些不同?

谢:从报社管理体制来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国企。我刚到《中国青年报》的时候,感觉管理是非常好的,现在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以前很多那种制度性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去认真遵守了,以至于差错、事故常有发生。

还有一点,以前记者舆论监督的稿件一定要核实的,但现在就是抢着先发出去,待到后面慢慢修正,但你会发现后面修正的信息就没有人关注了,人们记住的往往都是第一次发布的信息。

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应该要保留下来的好多优秀东西都渐渐流失了。我很认同南香红老师说的,我们现在都成了不可多得的手艺人了,一个自己在不停打磨自己作品的手艺人,当然真的好好打磨出一两件东西也是很有价值、很珍贵的,但它就是奢侈品了,传统中理解的好记者现在干的是制作奢侈品的活。没有办法,我们可能只能选择这样的个体方式,走入内心深处,走入历史深处。

『纸媒受到政治、经济、互联网的三重挤压』

张&毛:在《中国青年报》30多年,您经历了《中国青年报》发展不少关键的节点,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领引领深度报道风气之先;九十年代冰点周刊带动特稿热潮,您怎么看近些年《中国青年报》的发展趋势?

谢:互联网的出现显示的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青年报》也必须跟着这个潮流走,不可能置身度外。面对纸媒的困境,《中国青年报》这些年也试图在找出路,加强网站建设,尝试做APP,拿出一些版面来与政府、企业和其他单位一起做项目,所谓的跨界合作。工作重点也在加大力度向全媒体转移,并以工作流程的再造和调整内部考核机制为先导,促使记者、编辑积极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

情绪是有传染性的。随着自去年以来一批中青年骨干编辑、记者的纷纷调离,以及外部部分纸煤大规模减版裁人带来的离职潮,报社内部也弥漫这一种不安定情绪。记者、编辑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紧迫感普遍处于心神不定的焦虑心态,在努力拼抢新闻方面比较过去花费的精力显然要少很多,缺稿尤其是缺有质量的好稿件成为一种常态。

张&毛: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青年报》的报纸定位?

谢:现在《中国青年报》没有很好地去做一些关于定位和服务对象分析的事情。对青年的问题没有真正很用心地去倾听,去研究他们的需要。其实这些年关于青年文化方面的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像他们的追星,他们的影视观,我们报纸在这方面的报道基本上没有,没有和青年人的生活和观念保持合拍,因为是团中央的机关报,还是有点“端着”。

关于这个报纸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究竟是政经大报,还是政文大报是有争议的。我比较赞同后者,我们对文化方面还是有太大的空白。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等于要办那么多经济版的报纸。

张&毛:比八九十年代,这其中除了整体纸媒衰落造成的影响,您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谢:当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报社被来自各方面的力量折腾的够呛。

首先是时任领导和北大青鸟合作进行的体制改革,由于双方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合作不久很快分手。其次是“冰点事件”引发的冰点停刊,将最优秀的主编停职,这对报纸内部的文化氛围、队伍建设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报社元气大伤,报纸向市场化转型的积极探索就此中止。

当这两次风波基本平定以后,出于“维稳”的考虑,报社进入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在我印象中,七八年的时间内,报社没有创建新的工作平台,原先采用过的年度考核聘任、中层干部竞聘的举措,也基本停止,年轻人上升的空间和横向发展的舞台受限。

以前《中国青年报》做的好,是基于一批非常优秀的编辑和记者。记得1998年夏天我到《南方周末》编辑部访问,一版主编沈灏当面和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收购你们《中国青年报》记者部,这是一个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非常优秀的团队。当时那批记者对待工作非常专心致志,他们就是想做好记者,就是想写好新闻。

其实,队伍是靠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队伍,真正能够具备领袖气质、具有号召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往往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这个报纸才有了灵魂和生气,一旦这些人不在了,所谓的文化就不堪一击了。现在的氛围比以前差得多了,人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各自为政,没有激情、兴奋和创造。

就拿报纸头条来说,这是体现一家报纸价值观最重要的风向标。以前为上一个头条,每天下午编前会上大家各摆理由,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基本没人去争,爱谁是谁,而且也没有人认为,能上到头条位置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恰恰相反,一版下部的文章、后面版上的文章可能要比一版上面的、头版的还要好。当然这涉及到现有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因为其他版面的主编如果把好的稿件主动提供给了一版头条,到时候自己版面的评分可能就降低了,所以一定要留一手,甚至把好稿藏起来。

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报纸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生存压力,所以在新闻价值上也大打折扣。以前好新闻的标准很明确,现在呢,除了上级宣传部门的指令性计划以外,为发行,可以给这个部门上个头条,为广告,可以那个单位上头条,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就稀释了版面,从而影响了整张报纸的质量。

纸媒现在是受到政治、经济、互联网的三重挤压,已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让领导做到有定力也是很困难。

『我对待新闻的态度是简单纯粹的』

张&毛:33年的从业经历,是什么支持您在新闻岗位上坚持这么久?

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记者这个职业很有意思,每天接触的都是新鲜的事,新鲜的人,你可以亲自参与或见证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你可以跟很多优秀的人对话,你可以用你的报道宣传正义,揭露丑恶,影响舆论,推进社会进步的进程。我曾近距离地见过胡耀邦、胡锦涛、李克强等新老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是记者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和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也是因为助学报道认识的。后来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细读以后才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他个人经历与情感的真实写照,包括当年他考上大学后家中没钱,母亲外出借账不得空手而归面隅而泣以及为送他上学父子夜行八十里地的场景。这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对贫困大学生所怀有的感情,同时也知道他为什么把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看得比天还要大。我想,如果不是当记者,我不可能如此深入地了解一个人。

我做新闻纯属出于兴趣,我享受到新闻带来的快乐,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职业。我觉得我对待新闻的态度是简单纯粹的,现在的年轻人考虑了太多物质的东西,生活所迫,无可厚非,我尽量理解他们。

纸媒的前途确实堪忧,我只能庆幸这已经是我经过了的一个时代。我对纸媒的印象都是美好的。我现在没有转型的焦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干嘛非要跟着焦虑呢。一些年轻人虽然离开了传统媒体,但不代表他们不再做媒体,他们行走在探索的路上,尝试以一种更适合社会的形式去体现媒体的功能和服务,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做的并不一定要和我们以前做的一样。

张&毛:您对纸媒留下的印象都是美好的回忆,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自己这几十年的从业经历还是很满意的?您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初进入这个行业时的预期吗?

谢:其实也并不是很完美,也谈不上满意,只能说及格吧。我有挺多后悔的事,有我自身的原因,也和报社当时提供的工作条件有关。

就说98年抗洪到湖北嘉鱼的簰洲湾,我们报社记者站没有车,只能让武汉团市委派个车送我去。当时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洪水把她家冲垮了,她侥幸爬到一棵树上紧紧抱着树干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解放军用冲锋艇把她救了出来。我很想去找这个女孩儿,但陪同我过来的团干部劝说快走吧,他们觉得我是北京过来的,像领导人一样,看一看,转一转,就行了。他们不知道作为一个记者听到这样的事情,内心会有怎样的冲动。结果,我随他们的车回到市内,晚上打开电视,一眼就看到那个叫江珊的女孩的报道,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虽然报社没有人知道我当时就在水灾现场,但同时我也听到了这一线索,却没有坚持留下来发出报道,这是很遗憾的,每每想起来还是很自责。

记者是为新闻而生的。当然不希望与新闻擦肩而过,但是有时候难免会错过导致遗憾。记者必须要有抢新闻的意识,24小时像雷达一样随时监测搜索新闻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抓住它、呈现它。在新闻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这是好记者的重要素质。

我比较大的遗憾就是过早地进入了管理岗位,而管理就是要拿出时间来作服务,没有在最好的年华做一个优秀的记者。

张&毛:今年2月份,您从报社退休,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关注教育问题吗?

谢:我觉得还是会看一看,写一写,有些教育问题应该也还会继续关注一下。因为我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中国而教”等民间智库和公益组织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常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和问题讨论。报社教育报道的事儿一般就不深度参与了,一般来说都有专门的跑口记者,分管主任也都很有水平和能力,不要因为我的出现影响他们的工作。

退休下来有很多可干的事情呀,譬如说阅读,以前常常在路上,很多很好的书买了收藏了却没有时间读,现在可以补补课。这次来中大访学,因为要准备给学生介绍“我的报社我的记者”,我将手头从前搜集的一些资料重新翻阅了一下,突然激发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去撰写《中国青年报》的报史。

目前,我算是复刊以来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老同志退的退,走的走,年轻同志受大环境影响,心神不定,而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具有定力,这是我可做可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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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由编者所拟,原文全文载于《新闻界》2015年第10期,本公号将访谈全文分三部分连续刊出,今天为本访谈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