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对速度的追求让我们损失了有质量的报道

来源:新闻界 作者:张志安 毛思璐 浏览 0评论

对速度的追求让我们损失了有质量的报道

——专访《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

嘉宾丨谢湘   主持丨张志安 毛思璐

22.jpg

▶访谈嘉宾:

谢湘,《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先后担任驻站记者、编辑、记者部主任、副社长兼教育科技中心主任等职。新近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访问记者。代表作品有《揭开"中国第一月嫂"的面纱》、《一个人和一项资助贫困学生政策的推进》、《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园的时候》、《扬焕明的心头之痛》、《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等。

▶访谈主持: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毛思璐: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我是带着感情做教育政策类报道的』

张&毛:从业三十多年,您自己印象深刻的采访经历有哪些?

谢:应该是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吧。

2003年非典时期,从广东出现第一例病例开始,北京也很快受到影响。当时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几名男生先后出现了高烧症状。他们住在较高的楼层,等发现疫情要进行隔离时,他们已经搭乘电梯在这栋有着4000多名学生居住的公寓中上上下下多次,整个学校都出现恐慌情绪。据外电报道,消息传出的当夜,学院路一带出现了大批学生“紧急逃亡”的情景。

我是在非典时期唯一一个进入学校的记者,我当时就是特别地想要看看学校里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我想的就是,我应该要在现场。在这样的突发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在现场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还去了与北方交大一街之隔的中央财经大学采访,最后发表了《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园的时候——来自中央财大、北方交大的报告》这篇报道,我觉得这就是对那个特殊时期最原始的记录。

紧接着,是6月份就要举行高考。这是中央决定高考时间从原来每年的7月提前到6月的第一年,没想到就遇到了非典这样的疫情。一天,北京《京华时报》记者突然在该报头版头条发出一条消息——《今年高考将如期举行》,这使教育部感觉非常被动,他们打电话给该报领导,说国务院都还没发通知,你们就说高考如期举行,扰乱了考生心理,必须严肃处理。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记者其实是有信息源的,他是在和北京市考试中心的同志聊天时得知的这一消息。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回答高考为什么能够如期举行。在教育部内线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学生司司长林惠青的办公室要求采访。她显得警惕性比较高,说“你把本子收了,笔收了,不然我就不说。”我答应后她告诉我高考能按期举行的原因是:第一,他们做了高三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人觉得不要再拖了,希望能按期举行;第二,召集了各路专家,包括社会学、疾控专家来进行评估;第三,针对非典疑似病例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很多预案,包括在医院病房准备了一个人的考场。经过周密的准备,是能够做到如期举行高考的。

晚上回到报社,我立马将林司长介绍的情况回忆出来,赶写了一篇解释性报道——《高考为什么会如期举行》,独家披露了在大灾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工作依然保持高速运转的情况。稿件见报以后,全国上百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上午教育部办公厅就打来电话,代表教育部党组向我表示感谢。

这篇新闻可以说完全是抢出来的,很多时候有些新闻你不做也不会有人问责、追责,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好奇心,就去做了,我想,这就是当记者的乐趣。

张&毛:您写过的报道中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谢:说到我个人比较满意的报道,我觉得应该是我写的关于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一个人和一项资助学生政策的推进》,它用几个不同的场景和历史镜头聚焦了国家推进助学政策这件事和张保庆这个人。

我跟踪报道国家助学政策跟了10年,和张保庆部长特别熟悉,我是被他感动的,他在推动国家助学政策这块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因为对张部长了解比较多,所以在写他的故事时一点都不费劲儿,那些历史镜头和张保庆部长原原本本说的话在文章里都有,虽然很平实,但是绝对都是独家的,别人没有的。

我是带着感情写张保庆,带着感情来做助学政策,对其他的教育政策也是一样的态度。其实可以说说这些事,有很多并不是我分内的事,但你会觉得我们这样的报社有这样的责任,你服务的对象是青年,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权利去做些事情,而且一项好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两个受益,帮助的是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他们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张&毛:看您写的很多教育报道,故事性都比较强,将一件件事娓娓道来,对于教育政策类报道您是如何把握其专业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呢?

谢:教育政策采用的都是概括性的话,是广泛适用并具有普遍性的,但碰到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它就是具体的,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比如说农民上学问题,按照国家的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在规定年龄上学,否则监护人就要承担责任,如果我质疑这个政策有问题,我就会从他为什么不能上学这个问题入手,从对一个麻雀的解剖来解读反映这个政策,这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张&毛:就是说要寻找一个典型案例来解读一项政策或者反映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

谢:光一个特例还是不够的,不具有代表性,后面还需要有数据来支撑,像43%的农村辍学率。数据能让抽象化的概念具体,能较为直观地说明问题。当然对于数据的解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要呈现的不是一个表象的宏观的量,不能单纯堆砌数据,这样就会使得文章晦涩难懂,而要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40%的辍学率?是因为家庭贫困吗?后来调查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成了一个只教知识的教育,孩子们读书是为了升学,对于很多农村孩子,这种教育是高深的,他们读不懂。我们提出要从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进行改革。这样的报道才能是生动的具体的,可看可读的,都是由具体问题引发的。

『对速度的追求让我们损失了有质量的报道』

张&毛:做了20年的记者部主任,在工作中您也会接触到很多年轻记者,您觉得相比于老一辈记者,新生代记者有什么特点?

谢:年轻记者身上有很多优点,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是在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思想活跃,眼界开阔。像我自己是1996年也就说在40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走出国门,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很有新鲜感。但现在很多学生或者从小就和父母在海外生活,或者在高中阶段出国,大学毕业后留学深造,都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他们对于世界文明了解的更多,对很多事情自然有比较高的判断和认识。

他们是与互联网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是信息时代最得心应手,最自由的一群人,像我现在也只是学会了发发邮件、网上阅读新闻什么的,很多技能都不会使用,连菜鸟都称不上。

再有一个,他们更加独立,自主意识更强,他们很少委屈自己,很少凑合,不会忍辱负重去做什么事情。本来,单位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准备提拔他,没想到,他根本就不接受,他正准备下一步去留学或者换一个行当干干。

张&毛:除了性格、思维和观念方面的,在对待新闻工作上,新生代记者有什么特点?

谢:现在年轻人也是蛮拼的。尤其是在新媒体创业的年轻人,他们也有一股追求完美的劲头,从讨论选题、到页面展示,总想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很多人每天不回家,吃住都在临时租用的小办公间里。他们代表着新一代媒体人的希望。

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太多了,什么内容都能搜到。我在和纸媒年轻记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如今采取google方式组合式写作的人特别多。新生代记者似乎不太在乎这个稿件是不是独家,是不是原创,是不是美文,在他们的观念中,把信息以及信息的关键词及时报出来就可以了。在信息时代,新闻显然成了快速的易碎品。

有一次,我要做一个关于第四次修改婚姻法的选题,约了北大一个参与婚姻法修改的专家。因临时通知参加报社党组会,我想找一个年轻记者代我去采访一下。没想到这个记者反问我,“有必要去吗?”她觉得只要打个电话,让那个专家把记者想要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但我始终认为,与被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能是个笨办法,但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在碰撞过程中往往会有意外发现和收获,使你的稿子和别人的不一样。

一个是新媒体时代强调拼抢速度,一个是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大,一些实习记者想要快一点有几篇见报文章作为求职的敲门砖,他们不愿意接难度大一点的,采访时间需要长一点的选题。这也是一个问题。

张&毛:在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选择上,和对新闻行业的认同度上,您觉得年轻记者和老记者有什么区别?

谢:对我们老同志来说,对报社始终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敬业的状态。我们会这样想,我是在这家报社成长的,我在这里收益很多,我有一种归属感,我愿意回报这里。但现在有的年轻记者,因为一篇出彩文章而有了身价,他可以转身就走,连头都不带回。我常常感叹,世道变了。

最近和一些年轻人交流,发现有一句很能打动并激励他们的话,这就是“发现自己身上的商业价值”。人才有价,而人的潜力不可预估。所以我也在想,也许历史最终会证明年轻人的选择是对的。

张&毛:是不是年轻一代对于职业的忠诚感要相对弱化?

谢:我认为,对事业的忠诚不能等同于对单位的忠诚,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简单用对一个单位的态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职业忠诚度,单位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这个单位领导不值得你尊敬,这个单位的文化氛围不利于你的发展,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让自己开心、发展更好的地方?

但对于职业的态度,中国人又表现得和老外特别不一样。我去美国访问过,《洛杉矶时报》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全都去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就坐在那里认真处理稿子,是很平常的场景,而中国很多人把记者这个职业,似乎当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干了几年,就会转业到政府机关、企业、网络媒体作公关策划展示,有的人凭着他的媒体经验,做专门对付媒体的人。

我曾在美国白宫采访过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她告诉我,在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老师称赞她的作文好,便立志要做一名记者的。而且她表示,她将穿着红舞鞋离开这个世界。每天早上一起来她就会去看各种报纸,然后到白宫去和新闻发言人交换意见,她永远都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提出问题。

这种对职业的忠诚度和恒定性,让人感佩。但在国内,能坚持在新闻行业做一辈子的人要少得多。这里有文化的差异,也有现实的原因。

张&毛:南香红老师曾经说过,培养一个成熟的记者,至少需要十年,但现在记者似乎被认为是一种年轻行业,是吃青春饭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谢:是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都属于“稀有物种”了。2013年我们报社驻湖北记者转行到华中师大新闻学院当老师了,她一走那个岗位就缺人了。正好,我父母在武汉,年事已高,我想将工作和照顾老人兼顾一下便主动申请去湖北驻站。结果在湖北,我很自由也很自信地出入各种采访场合,但是很多人感觉不自在,“谢老师您来了,我们连桌签都不知道怎么给您怎么摆。”在我眼里,记者就是一个职业身份,我并不在乎自己过去的职务和现在的年龄,但很多人会觉得你怎么还在干记者啊!

『好的记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张&毛:对新闻专业教育您有什么看法,中西方在新闻学的培养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谢:国外和国内新闻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认为新闻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专业,他要求你先学习一个专业,如法律、经济、教育、医学等等,而新闻作为专业后的第二学历,主要学习新闻的操作技能。

张&毛:您认同这样的教育方式吗?

谢:我认同这种教育方式。新闻记者粗放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闻发展到今天应该是更强调专业化的,只有专业化的记者,才能在专业领域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同时也没有人有时间有耐心从头到尾把一个行业领域的状况向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记者尾娓娓道来。这就需要更多专业化的记者深入各自的领域去做有深度的报道。

张&毛:新闻教育更应该培养的是新闻理想,还是报道技能?

谢:新闻理想和报道技能的培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首先他选择新闻这个行业,应该说怀有一定的理想,然后在这个理想的激励下自己主动去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对于新闻从业者应有的素质培养,我觉得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一个人从小就应该建立是非的概念,理想的概念,平等、尊重、民主、法制的概念,而不应该是到大学阶段学新闻专业时才来补课。

张&毛: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公民道德素质,您觉得一名优秀的记者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或者品质呢?

谢: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他必须有很强的思辨能力,阅读过很多书,知道世界发展的走向,能感知这个社会的变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和把握具有前瞻性。

第二是好奇心。周鸿祎最近说过的一句话,叫好奇心改变世界。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当记者的,有些乖乖女就不适合当记者,好的记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

不管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你带着好奇心去发现,或许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独家报道。当你将自己的发现和得到的答案转告给别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传递这种信息的快乐。

喜欢写作也是很重要的。好记者会把写作当成一种乐趣,不写出来会感到痛苦。但是当记者和当作家是不一样的,对记者来讲,更重要的是关注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小资情调和自我宣示。

再一个就是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尤其是做舆论监督报道,遮蔽与反遮蔽的斗争是必然的,你怎么才能拿到确凿的证据?怎么才能让当事人开口和你说真话?怎么才能将所得到的资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怎么才能在困难的情况下及时拿出有质量和有影响力的报道?怎么才能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个人意志品质的事情。

张&毛:现在有不少论调说年轻人不能吃苦,意志力也不够坚定,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谢:不能绝对化。像我们报社一些年轻的男女记者,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铮铮硬汉,但是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实现采访突破,现场还原,写作能力非常强。像7.23动车颠覆事件后抢写出《永不抵达的列车》的赵涵漠,她肯定是没有到达现场的,但是她通过电话采访还原了整个事件,让人印象深刻,成为她的成名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富家子弟不能吃苦。但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一个年轻人的经济状况足够充裕自由时,他的兴趣、志向也会比较明确,也会更加全身心自由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之中。如果他们真正喜欢做记者这件事,他们中间总有一些优秀的记者会走出来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标题由编者所拟,原文全文载于《新闻界》2015年第10期,本公号将访谈全文分三部分连续刊出,今天为本访谈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