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我庆幸我对纸媒的印象都是美好的

来源:新闻界 作者:张志安 毛思璐 浏览 0评论

新闻和政治不同,真实更有推动力

——专访《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

嘉宾丨谢湘  主持丨张志安 毛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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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谢湘,《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先后担任驻站记者、编辑、记者部主任、副社长兼教育科技中心主任等职。新近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访问记者。代表作品有《揭开"中国第一月嫂"的面纱》、《一个人和一项资助贫困学生政策的推进》、《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园的时候》、《扬焕明的心头之痛》、《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等。

▶访谈主持: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毛思璐: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中国青年报》就像一面旗帜,让我奔它而去』

张志安、毛思璐(以下简称“张&毛”):能简单谈谈您的从业经历吗?为什么当初会选择从事媒体?

谢湘(以下简称“谢”):我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当时,国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就业分配的去向非常好,中央各部委、各大媒体争相要人。全班65个同学,有28个北京名额。我在学校是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按条件完全可以到中宣部、团中央这样的党政机关,但是我妈妈说,谢湘你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因为你的个性太强了,还是去业务单位比较好。

在工作意向表的备注栏上在工作意向表中,我主动要求到中国青年报工作。1982年毕业,我乘车北上去中国青年报,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30多年,从1982年2月报到,到2015年2月退休,整整33年,算得上“从一而终”了。

我成长的环境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挺大的。我的妈妈是武汉长江日报人事处干部,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报人的环境里。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左边的阿姨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得者郭梅尼,中国青年报一位非常著名的女记者,擅长写人物通讯。在文革动乱中,她的儿子因难产导致脑瘫,使她对具有特殊命运的人物都有深刻的体验和独特理解,写出的故事总是特别地打动人。

我家右边的叔叔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叫陈修诚,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来的副总编辑。在我读书的时候,他经常指导我阅读,建议我多看些名人的散文,体会文章的美感和主题的表达。他是报社专职评论员,思想很敏锐,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他在厨房做饭时竟激动地对我说,谢湘,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了,这预示着中国将要发生历史性巨变。

张&毛:是因为成长在报社的环境里,这种耳濡目染的亲切感让您选择了去报社工作?

谢:我们家就是报社的,每天都会看报纸上发表的各种文章,这篇是谢叔叔写的,那篇是徐阿姨写的。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一天,中央台广播,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也是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很快,我就在10月2日长江日报一版上读到贾韵谷阿姨写的文章《新校长  新作风——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任后的二三事》,备感熟悉和亲切啊!

当时我也可以选择去中央电视台,但陈叔叔坚决反对。他说,电视台的那个活儿,高中生就可以对付,对着镜头讲不了几秒钟,什么都留不下。现在看来,有点缺乏前瞻性,对技术的进步缺乏敏感和信心,但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普遍看法,觉得只有纸媒,才是能够体现水平、能够永久保留下来的作品,其他的都是易碎品,过眼烟云。

张&毛:为什么毕业时认准了《中国青年报》?

谢:之所以选择《中国青年报》,最主要原因是我赶上了一个时代。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1978年复刊《中国青年报》如横空出世,令人瞩目,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方面起到了旗帜和先锋的作用。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当时那种思想僵化,社会中弥漫红色恐怖的年代,从思想到文化,《中国青年报》是领社会风气之先。这样一种时代的呼唤和感召,让我认为《中国青年报》是最好的报纸,我就应该去那儿,就像是一个旗帜,一个火光,要奔着它而去。

张&毛:到了《中国青年报》以后,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一样吗?

谢:整个报社风气特别好。报社的管理是一流的,对记者的训练是严格的。一年实间内不许出差,不许独立采访,不许独立署名。来报社的第一课是到群众工作部实习,主要人物是拆剪、阅读、分拣、回复读者来信,目的是让你认真了解报纸的服务对象。当时中国青年报对读者的来信能够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要求给读者回信时不仅要认真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政策的、情感的、苦恼的,还要求要注意写信的语气和态度。我那时就觉得我们报社简直好的不得了,真是一份全面为青年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报纸。

『新闻和政治是不同的,真实更有推动力』

张&毛:看您写过很多教育问题的报道,您是被分配去了科教部?

谢:我不是教育的专职记者,也不接受报社的工作量考核,完全是我的自觉自愿。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经济部,领导看重我有下乡当知青和在工厂当工人的经历。最初,我主要编缉为农村青年服务的专栏——《在希望的田野上》,三年后,也是1985年的年底,被调到记者部做副主任,主要负责记者团队建设。

我去记者部的时候,新闻部老主任丁钢就开玩笑说,“这不等于让一个羊羔掉到了狼窝里了吗?”,因为记者部40多名记者中只有“五朵金花”,绝大部分都是男的,无论年龄、还是新闻经历都要强于我,后来发现“与狼共舞”其实也不错。关键是我们的记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队伍。

张&毛:您在记者部主要负责团队建设,那后来为什么会关注教育问题呢

谢: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是从1999年开始的,始于我的儿子。当记者其实有时很难照顾到家庭,那时候我儿子马上就要小升初了,有一次去学校接他,班主任老师主动问我,“你孩子的学校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我感觉很诧异,“不是统一进行电脑派位吗?”她说,“什么呀,说是电脑派位,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权力的用权力,有关系的找关系,我们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提前都把学校搞定了,你还是赶快抓紧吧!”

后来我带儿子去小学对面的北京五中(初中部)报名,那是一所公办民助重点初中,招录新生要进行所谓的量化衡量指标,市级三好生或中队长以上干部有加分,可是我儿子只是班级的一个小队长。1998年我带儿子到了武汉的长江抗洪一线。大概是受到我们记者抗洪经历和故事的感染,这年做《科学画报》的时候,我儿子做的很认真,他自己将主题确定为《科学抗洪显神威》,而且模仿报纸的体例,连总编辑署名、报纸刊号等都一应俱全,获得了学校当年科学月《科学画报》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我带着这份作品和证明去交报名资料时,没想到,接待的老师以十分不屑的态度用手将儿子的证书一推,说,“我们要的是市、区级的获奖证书,学校的不算!”。从那以后,但凡我问让他要不要参加什么兴趣班,他就会立马回我一句,“加分吗?不加就不上!”

其实,托关系开几张三好生的证书并不难做到。但是我不想让我儿子产生错觉,我妈妈靠关系能够搞定一切。我本人是做新闻的,我觉得自己做人就应该正派阳光。在根据调查的情况写了一篇《电脑派位剩下谁》反映了这种重点校政策,让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之后,我把自己的目光自觉转到关注中国教育的问题上来了。

可以说,刚开始的我不过是从很个体的事情来接触教育报道,但后来的我变成了主动关注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张&毛:您写过的教育报道大量是关于教育政策的,在您看来,教育报道的功能主要在于服务读者,还是推动政策变革?

谢:媒体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服务读者,这是媒体最根本的属性,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服务读者与推动政策变革并不是一对矛盾啊,应该说媒体推动政策变革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度的层面上服务读者,因为因此而受益的不会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众多的百姓。

我们看到,一些已经出台的教育政策其实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作为,并不代表社会底层的真实需求和声音。像大面积撤并乡村学校的政策,学校办学条件比较过去是好多了,但是却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他们要送幼小孩子去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读书,甚至要去陪读。有媒体报道,浙江缙云的农民集体下跪,目的是希望把附近一所存在多年的初中学校给他们保留下来。但从前撤并学校有谁听过他们的意见,没有啊。

像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媒体,我们有非常清醒的意识,潜意识中就觉得我们应该承担对重大政策的审视作用。现在有一种说法,媒体人不要把自己神圣化。对这种说法我不认同。观察和呼吁的社会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轻易放弃的,因为社会大众有这样的需求。

对政策提出问题和质疑并不是说我们要和政府对着干,其实我们没有把政府当作对手,只是反映客观的情况,希望能够改善和优化一项政策。

张&毛:可能有些政府部门还是会觉得媒体在报道这些政策问题时是不友善的,是在唱反调。您在报道中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谢:这种事情遇到很多。当年我的《电脑派位剩下谁》发表后,立刻惹得北京市教委不高兴,就要要找我到北京市教委去谈话。不巧,我正好在出差不在北京,只好让另一个同事去替我受过,“挨了噼里啪啦的一顿臭训”。

2011年,本报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调查北京小升初的情况并进行公开报道后,不光是北京市教委大为光火,分管副市长直接要求报社派分管领导前去“当面沟通”。后在开学之际,报社又公开报道了暑假期间北京市教委以审查办学资格为名,大面积清理农民工子弟学校,导致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再度引起了北京市有关领导的强烈不满,他们坚决拒绝与前次去他们那里的副总编辑再次“沟通”,认为跟这位总编辑说过的话,不起作用,要求换人,最好是总编辑本人直接过去”面谈“。

还有一件事直接惹恼了教育部长。21世纪初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在东北地区17个乡镇中学做了一个对农村初中生的跟踪调查,发现平均辍学率高达43%大大超过了国家“普九”规划中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我们一位记者根据这项数据写了一篇消息,后来遭到教育部严厉批评并直接反映到团中央要求严肃处理,理由是:我们国家已经向世界庄严宣布基本实现了“两基”[ “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我国2000年宣布在全国85%以上的人口地区基本实现了“两基”],这篇报道等于给境外敌人提供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口实。”

张&毛:遇到这样的阻力您会怎么处理?要如何选择报道角度和报道时机,才能让这些可能有一定政策风险的报道见报?

谢:如果心里有底,就死扛呗。我属于比较的不淑女,敢爱敢恨的那种人,相信事实的力量,相信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独立判断,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可言,也就没有什么恐惧可言。只要是我认定这个事情没有错,我就会尽量坚持报道出来,而不会在乎来自直接领导或上级部门的压力。这方面的精彩故事也不少。

事后回头看,我想发的探讨问题的报道基本都发出来了,什么学前教育的呀、职业教育的呀等等,也有高级别的领导直接点我的名,说我是个“很坏的记者”。但是我很坦然,心静如水,一笑了之。担心遇到阻力,该发的稿子而不发,这就是自我审查,作茧自缚。

关于稿件的所有争论都是发生在稿件见报以后的,包括我先前提到的农村初中生43%的辍学率,有关部门觉得发这条消息不妥。这是你们自己牛皮吹大了,关我什么事?这种虚假的谎言我们宁可不要。对记者而言,重要的是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做功课,只要确定你确信你报道的是真问题、大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小问题,为什么不坚持呢?!

这就是政治和新闻的区别。新闻就是要讲事实,至于政府出于政治的考虑有这样那样的做法,但我们觉得真实更有推动力,最终还是会调整和纠偏的。

但自我审查也不是完全没必要,关键是你要过自己这一关。在你自己还在质疑中,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妨放一放,没必要抢跑。

张&毛:您是怎么确定这个尺度的?对什么样的报道能发或是不能发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谢:有些教育问题情况还不太明朗不要急于报;或者是得到某些部门的特许参加一些内部会议嘱咐你可以听但不要写的,那一定要信守承诺,不要抢着发,否则你就拿不到下一场会议的门票了。

比如2007年国家正式推出免费师范生政策,教育部每年都有一次专题会议,我基本都参加了,对各种意见都比较了解。但是我基本没报,后来我更多的时间是与那些师范院校、已经下到基层的免费师范生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我写的关于免费师范生的报道,直到2014年9月才端到报面上。有些教育政策问题,不妨放到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来观察。

此外,一方面你对所要报道的问题和政策要有历史的了解和横向的比较;另一方面,你要确定自己的参照坐标。比如,我从2002年到2008年连续参加了四届由教育部组织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基本奠定了我对高等教育看法的参照标准。所以在组织报道的时候,不管是正面肯定或是批评批判,我心里都非常有底,我的价值观,我对报道尺度的把握是非常清楚的。

(本文标题由编者所拟,原文全文载于《新闻界》2015年第10期,本网将访谈全文分三部分连续刊出,今天为本访谈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