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要克制审慎地自我表达

来源:新闻界 作者:张志安 刘虹岑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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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鞠靖

 

鞠靖,《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曾任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2009年入选Asia Journalism Fellowship,2014年华媒“卓越记者驻校计划”驻校记者。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2005年进入《南方周末》担任记者、编辑至今,从事社会、法治、时政新闻报道。因报道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获南方周末2003年度传媒致敬奖;2009年获首届环境报道奖;《福利院切智障少女子宫之人道伦理争议》、《湖南前省纪委书记痛陈反腐之艰》、《周克华密码》等报道获得南方周末年度新闻奖。

 

记者在公共空间发声,不要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当前,媒体组织对记者微博一般都有相应的管理规定,但不同的媒体管理风格和规范内容有所不同,比如财新传媒,相对比较明确,记者的微博表达比较低调;中央电视台最开始没有规定,后来在内部制定了严格规定,但主持人或名记者具体执行时又有所差异;南方报业集团形式上有规定,但几个不同媒体对规定的把握尺度不太一样。你怎么看?

鞠靖:财新传媒这方面是执行得比较好。为什么能做到?我的理解是,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有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管理机构,无论是个人还是管理制度都相对比较专业。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从人数来说,财新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而央视和南方报业是上万人。从比例来说,规模大、人数多的单位出现一些个别离奇的人物和现象是很正常的。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三家机构的记者接触面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人受到的刺激是不一样的。财新的人相对比较专业一些,他们主要关注财经、政经,而且可能跟专家、企业家接触比较多;但是南方报业的人不一样,与社会底层接触多一些。

假设南方报业和央视来对比,南方报业又要稍微宽松一些,这是受长期的文化基因影响而产生的。另外,这还跟记者对集体的依赖程度有关。在南方报业,个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而在央视,记者对单位的依附程度可能要高得多。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微博上比较放得开的央视记者,一般都是比较有名的人。但在微博上活跃的南方报业记者并不是都很有名,可能更有草根特质一点,他们更缺少对体制的依附和对制度的主观认同,因此在表达上会更加开放。

张&刘:《南方周末》对记者个人微博的使用有哪些规范?

鞠靖:南方报业集团对记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行为都有要求,特别是对员工个人微博有专门的管理规定,这也是采编人员行为规范的内容之一。南方报业在这方面特别强调编辑记者的“严格自律”,既强调社交媒体行为是员工个人事务,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提醒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张&刘:你个人怎么看待报社对记者使用微博的规定?

鞠靖:报社对于认证微博、非认证微博、真实姓名微博、非真实姓名微博的注册和使用实际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或建议的。我认为关键是个人如何准确地把握尺度。我以前的微博是认证微博,在自我审查、自我把关上是比较注意的,这和职业习惯有关系,基本上不会说那种自己认为比较出格的话。我一直认为,一个认证了的微博,是无法阻止公众把你的身份跟你的报社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我取消了认证、不再使用实名,不再附带任何和报社有关的标签,但报社对这样的个人微博也是要登记的。认证微博最主要的风险就是经常会有人来骂我,所以我干脆把这个认证取消掉了,改了一个不显眼的网名。

张&刘:认证后的记者微博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

鞠靖:个人在微博上有言论自由,但从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方面记者还是要谨慎。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主要的功能不是做意见领袖,不是在微博上发声,而是要做调查、写报道。他要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主角。如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无法克制,跟采访对象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于自己被抓、被打,最后的结果是报道无法完成。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消耗了报社的经费却没有完成应完成的工作,这样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再怎么逞英雄,也是一种失职。同样的道理,在公共空间发声,不要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职业记者最基本的底线。

张&刘:那些认为应该鼓励媒体更多的媒体人去写微博,意在倡导言论自由。那些不鼓励的,通常理由说,你对组织利益的忠诚是第一的,你看这个边界怎么把握?

鞠靖:我觉得这个边界在于个人把握,标准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言论自由是四个字,但是言论自由也有大有小、有具体情境。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公共利益没有大到足以超过你对报社的职业承诺。

我会试探报社的容忍度有多大,我可以凭我的经验来判断。比如说报社正在做什么选题,我可以在微博上说,但是我只能说70%,让公众觉得这个很值得期待,同时让同行猜不出来是什么选题。比如说你批评报社,也是一样的,我不是说绝对不批评,但是我一定要看批评什么事,我这种批评对报社的伤害有多大,我会确保我的这种批评只会让公众知道我的态度,但不会对报社产生严重的后果。其实我是很灵活的一个人。

张&刘:有两个媒体人“错”用微博的案例比较令人关注。一是《南方都市报》一位部门主任,错用了部门微博帐号,发了一条个人针对军队国家化的微博。二是《南方人物周刊》一名记者,在微博上调侃了航天员刘洋。你如何评价?

鞠靖:第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些东西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两个帐号弄错了,这种错误很难绝对避免。但在我个人看来,即使是用个人微博发那样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这显而易见会影响到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二个例子中,记者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他应该对舆论环境有一个很清醒很明确的认识,就是知道什么可以调侃,什么不可以调侃。在记者这个群体里,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陷入这种舆论的纷争之中,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微博广场上,你这样说,他那样说,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都是一群混蛋”。

张&刘:现在看来,大家逐渐对记者微博的使用规范达成共识,只要记者实名,一定会带有组织身份,带有公共属性,所以审慎是必须的。但现在大家对微信还没有共识,因为大部分可能认为微信还比较个人化,而且他的传播是相对封闭的。但也有案例是由记者发朋友圈快速地进入到公共空间里,引发巨大争议的。这也开始提醒大家去思考,媒体人的微信朋友圈的表达的尺度。这方面你怎么看?

鞠靖:微信朋友圈,我也依然认为它是封闭的,没有理由去限制它,这是私人空间。没有必要因为他是媒体人就进行特别的指引或规定,因为不同职业的人都是一样的言论自由。不过,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关键就是你能够清醒地感觉到这种限度,然后知道自己要怎样不去触犯这个底线。朋友圈发的东西未必是私密的,很容易被“朋友”未经授权地公开,比如手术室的照片,医生发在自己朋友圈,被人截图放在微博上,整个就变成轩然大波了。

其实不仅仅是微信、微博,在日常生活中,你随便说一句话、一个表情,也会被别人用来变成一种公共话语,所以媒体对记者在朋友圈发表言论来进行规定是没有意义的。

我还是那句话:从做人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审慎一些,以前不审慎多数情况下没有后果,现在社交媒体兴起后,不审慎就有了后果,这就是区别。 

 

新闻伦理到最后没有确定的边界,只能换位思考、感同身受

张&刘:媒体自身从报道者变成公众谈论的新闻当事人,从2015年来已经发生了好几件。例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人物》报道庞麦郎事件以及最近的姚贝娜事件,你如何评价公众对媒体报道方式和伦理争议的批评?

鞠靖:关于此类争论,我们常见的表述方式,一是掉书袋,各种引用;二是心灵鸡汤,各种情怀。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其间引起争议最大的是《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的报道,前者报道了复旦大学遇难学生的一些生前事,信息来源主要是这位学生的朋友、同学及其微博、微信;后者则不仅报道了这位学生的生平,还刊登了她的照片。

有批评者说媒体应客观报道现场,而不应去纠缠个人。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现场不是一幅展现在面前的枯燥的图画,即便是,文字报道也无法展现这种图画。现场是由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片段、一个个故事构成的。我们常说好的报道要见人、见事、切口小就是这个意思。一些主流媒体的典型报道中通篇都是赞美之词,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或者真实的故事,正是其报道缺乏感染力、影响力的原因。

那么,报道一个复旦大学的遇难者就能够起到这样作用吗?是的。如果反省我们自己,往往会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即便是一个死亡上百人的矿难,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也很快会被下一个新闻事件所覆盖。只有那些铭刻人心的人物或者故事能够让我们冥思良久。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值得人们长久追问其真相、追究其间的责任,让那些本不应离开这个世界的花季少年萦绕在人们心间,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一个没有媒体持续关注、追踪的事件是很难持久保持热点并最终获得真相的。据我所知,一部分遇难者家属在其后的善后处理中受到了他们自认为不公正的对待,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找不到媒体来报道了。

当然,我认为此类报道应该是有限度的。复旦大学校方第一时间公布了遇难者详细身份,使之成为公开信息,而遇难者本人的社交媒体信息同样是公开信息,使用这些信息并未违反伦理。但是,公布遇难者照片的做法值得商榷。

有一件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财新对上海踩踏事件的最新报道中提及,出事当晚,部分黄浦区参加活动的领导在外滩源附近一家高档餐厅“空蝉”用餐。这个细节实际上成为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热门程度甚至超过了踩踏事件本身。这些领导在高档餐厅用餐和发生踩踏事故有必然联系吗?我相信即使他们当晚在单位食堂用餐,事故恐怕也无法避免。没有人质疑报道这个细节的必要性,公众反而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很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姚贝娜事件,引起对媒体最大批评的是其间《深圳晚报》的“所作所为”,引起媒体最大反弹的是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

关于《深圳晚报》的“所作所为”,如果网络所言属实,则确实必须批评。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认为要有基本的职业素养。首先,需要全面掌握事实之后,才能下判断、做结论,尚未知道事实全貌就开始评论,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有很多评论员就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这种错误。

其次,即使对网络传言,也要有基本的逻辑梳理能力。在一个空间很小的手术室里,记者穿上白大褂就可以成功伪装成医务工作者吗?记者拍到了姚贝娜的遗体就可以登上报纸吗?既然是偷拍,为什么要带目标那么大的单反呢?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就要扩大这件事中的怀疑对象的范围,而不仅仅把眼光放在媒体记者身上。《深圳晚报》发出的致歉声明已经解答了其中部分疑问。

至于《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一文,已经有太多的批评和反驳文章,我只希望提醒大家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不可侵犯的,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公众知情权的代理人。不能因为某些媒体有违新闻伦理的采访行为,就否定媒体的报道权、侮辱记者的采访权。

关于《人物》杂志的庞麦郎报道,我对这篇文章并不喜欢,因为报道内容本身让我不快,我见惯了诸如此类的新闻现场,依然觉得文中的描述让我寒毛直竖。

张&刘:喜欢这篇报道的读者认为,非常真实,你怎么看?

鞠靖:在那个报道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描述存在争议,引发批评,这个其实是我们报道当中应该尽量避免的,特别是特稿当中要避免的。后来《人物》的编辑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要反映出庞麦郎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阶层错位。但是,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牵强,就是说这种阶层错位有时候是自己意识到的,有时候是自己意识不到的,有时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而纯粹是个人精神上的问题,这跟阶层错位没有关系。所谓阶层错位是当事人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真实的社会身份、社会环境、收入各方面、交往群体,然后才有阶层错位的感觉。我不认为庞麦郎会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是极端一点说,就是他精神不是特别正常。

张&刘:在你看来,这篇报道涉不涉及所谓的“知情同意”或“最小伤害”的伦理原则?记者不仅要告诉采访对象自己的身份、报道目的,也会让采访对象知道我这个报道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影响,或者是伤害,甚至还会跟你提醒。在这个报道当中,第二个层面上,记者是没有完成这种告知的。

鞠靖: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反省的。从我自己的这种日常采访来说,我是会告诉对方的。像我们最近写的《方丈的官员朋友圈》,在发稿之前,我们向方丈确认了他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压力。

伦理这个东西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换位思考,感同身受。记者可以想一想我愿不愿意那样被报道,如果你是庞麦郎,你突然间一夜成名了,你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一夜成名和自己的演唱实力,你愿不愿意被一个杂志的记者,以这种特稿的方式来展现你的那种不正常、认知错位,你愿意吗?其实你也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你写作的时候就会要求自己如何更加收敛和冷静、克制一些。

这个判断很多时候其实也有标准,就是和公共利益有没有关系。假如和公共利益有关,比如那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我不会提醒说话的人,我一定会用。因为它涉及公共利益,这个话你说了就说了,我是不会提醒你的,因为这个就是我要的。如果不涉及到公共利益,纯粹很个人的事情,那就要谨慎。

   

网络放大了对南周的负面评价,但南周记者的素质确实不敌当年

张&刘:过去十几年,你觉得《南方周末》的社会评价和报道影响有哪些变化?

鞠靖:南方周末》的公众形象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公众形象的变化是一种相对的变化,今天的信息传播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现在对《南方周末》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但其实这样的负面评价以前就是有的,只是我们以前看不到。现在有了微博之后,有了表达的平台,这种负面评价被放大了。一直以来,对《南方周末》的评价都是有好有坏,只是过去听不到,现在听得到罢了。

张&刘:你如何看待这些负面评价?

鞠靖:这些负面评价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是,《南方周末》现在不如以前;第二种是,《南方周末》从本质上不好,是“汉奸报系”,这样的评价显然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第三个就是《南方周末》这份报纸一直都不好。

我从一个采编人员的角度来说,首先,《南方周末》现在的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得到评价很多元,有褒有贬,业务评判的标准会比较模糊,我们自己也会很纠结。

第二,尽管网络放大了对南周的负面评价,但南周采编队伍的质量确实有下降的趋势。这背后还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的发展,好记者不是不愿意到《南方周末》来,而是不愿意到传统媒体来,所以才会招人不容易,采编队伍的质量在下降。

这就导致做一些大的选题的时候,一是人手不够,二是一些记者缺少“霸气”,没有我们过去说的那种“猛人”。过去《南方周末》的一些“猛人”,你把一个很烂的题目扔给他,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很困难的题目交给他,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现在我们对记者的要求可能会相对要低一些,总会觉得记者欠缺某些东西

张&刘:缺什么呢?

鞠靖: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缺一样东西。有的人缺突破能力,有的人缺写作能力,有的人缺采访沟通能力,有的人缺逻辑思维能力。在以前,同时具备这些能力中的大部分是一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必须具备的,这是没什么可商量的。但是现在的记者可能会相对来说欠缺的方面多一些。

但即使这样,南方周末记者的平均业务能力依然是同行中居于前列的。记者平均素质的下降并不是《南方周末》特有的,整个调查记者的群体本身就在缩小。所以,这里面有《南方周末》的问题,也有传统媒体行业的问题,也有整个大的形势的问题。

就拿我们这一拨的记者来说,跟我差不多时间进《南方周末》,现在还在做记者的,已经所剩无几。老一拨的记者没几个了,新的记者又接不上,感觉到这个行业很凋零。

张&刘:回到上一个问题,除了记者水平的下降和网络表达的便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鞠靖:也有人会把《南方周末》的负面评价归结于舆论环境的收紧。但你用现在这种比较紧的舆论空间去和以前那种相对比较宽松的空间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在当时特有的环境之下来做报道的。应该比的是,在现有的空间下,你做到了多少。

 另外,过去的读者群和现在的读者群也不一样了。现在《南方周末》的读者他有一定的知识水平,那么相应的也有一定的收入。这些人可能不太愿意看过去那些很苦情底层的东西,他愿意看一些上档次的东西,就好比想在《南方周末》上看到《GQ》那种文章。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错位。把《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去和特稿比,这个也没有意义。因为题材不一样,对记者的要求不一样,读者的观感也不一样。调查记者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苦大仇深,特稿则会带给读者阅读的快感。读者群体在变化,想完全迎合也是很困难的。

张&刘:你个人怎么看转型到其他岗位上的记者的生活状态?

鞠靖:这是很个人的事情,看个人的追求、目标和生活态度。到互联网去工作,要坐班,还要加班,工作规律和节奏跟报社也完全不一样。如果转型做公关、企业管理,那是一种需要“求人”的工作,很多事情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评价标准也是很主观的。不像新闻这个行当,你的工作怎么样是靠你的稿子出来以后的舆论反响、同行评价、影响力来决定的,很清楚地可以评价出你这个人的能力水平。这样的转变我个人很难接受。

我在《南方周末》,可能一年就写20篇稿,多的时候写30篇稿,我其他的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不需要坐班,也不需要加班,人际关系也非常简单,所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少拿一些钱,我也愿意。这样的性价比高一些。而且,《南方周末》对它的员工还是比较有包容度的,这个是其他企业很难做到的。

为什么会呆在这个地方,最根本的考虑是性价比这个问题。《南方周末》的收入,在国内的纸媒里面,应该是属于前10%;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我的作品也能够比在其他的媒体获得更高的评价,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那我觉得就可以了。

张&刘:从事调查记者这一行十多年来,你如何克服职业倦怠感和疲惫感?

鞠靖:这方面我还好。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有过这种厌倦感,长期从事这一项工作之后,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都见惯了,都不好玩了。好在我所在的《南方周末》容忍了我有这样的倦怠期,给了我时间去适应。

第二,记者自己也得调整。我不是不可以跳槽,不是不可以转行,但是我能跳的槽和我想要的东西不是一回事,我想要的是比较自由一点的工作,又要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最后盘算了半天,发现只能做记者。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要强迫自己去转变。

第三,在一个领域呆久了,要拓宽关注面,给自己新的刺激。比如说我本身是做社会新闻的,但是经济新闻我也做,文化报道、环境报道我都做。当我对一个领域没兴趣之后,我会换一个领域去关注,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能够把我的兴趣重新提起来,把我自己的状态重新找回来。

最后,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新闻地域。所以我虽然很倦怠,但很多时候它会强迫我去做。我经常说一个词就是“裹胁”,其实我就是被裹胁着把这个倦怠期给混过去了。

所以,一个记者要想度过职业倦怠期,或者说一个记者要想长久地在调查记者这个行当里干下去,需要的是学习能力、相对比较广的关注领域和特定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地理上的、人脉关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