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写作上确实有一种孤独感,真正能跟我讨论的人很少

来源:新闻界网 作者:张志安 刘虹岑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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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袁越,网名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本科毕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动物学硕士。2005年初回到国内担任华纳唱片公司欧西部经理,同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至今,报道生物科技、生态环保以及旅游与地理栏目。著有《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土摩托看世界》《热新闻的冷思考》《来自民间的叛逆》《生命八卦:在万物内部旅行》等。2007年荣获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鼓励计划“最佳科技作品”殊荣。

访谈主持: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刘虹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维基式的写作不值钱,专业记者的调查才能直击本质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新媒体时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科学社区的兴起,像果壳网或知乎,像这样新兴的科学新闻写作,与传统的科学报道相比,二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互补关系呢?

袁越:首先我觉得这些科学社区挺好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爱好科学的人是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新兴社区上是一些写手来给受众传播知识,而不是专业的记者,虽然现在中国专业记者的水平也不怎么样,所以不好评价。在国外,真正的大报,比如《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与科学社区上的文章相比,还是更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更鼓励受众去看这些老记者的报道,而不去看Facebook上面,或者Twitter上面的东西。但是中国因为有一些特殊国情,加上中国记者本身水平有限,导致民间新兴的这帮人来做这样一件普及科学的事情看似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本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检验,但是由谁来检验我不知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说的这两个社区都有同样一个缺陷,就是他们当中维基式的写作特别盛行。我说的维基式写作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靠电脑去搜维基知识,然后就来做科普,这些文章很不值钱。要想看到事情的本质,是要去记者现场做调查的。现场这东西,互联网上是没有的,只有专业记者才能有。而且这两个网站上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书呆子写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价值。

张&刘:现在一些微社区,例如微信、微博平台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科学有关的谣言。作为科学报道记者,他应该怎么办?

袁越:谣言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完全管不过来。但是受众确实就是喜欢以谣传谣,一看到就被吸引,然后就转发。记者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有差距,这不是记者能改变的。以前我还会在某些传谣的熟人的微博下面留言说这个是假的,但是我现在都不管了,因为太多了,这种病毒式的扩散不可能杜绝。

互联网的冲击也是件好事,它让新闻的品质得到提升

张&刘: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有一些报社会出现一些裁员的情况,像科学报道这类小众化的报道,可能关注的人比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面临被裁员的危机吗?

袁越:正相反。就像我说的,现在短的新闻报道不值钱了。现在读者需要的是知识,是他们在微博上、微信上看不到的东西。我理解的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一方面是件好事,因为我觉得它造成的结果是淘汰一些不应该做记者的人,这些人原来是以报道简单事实为生的,这个工作现在已经被取代了;另一方面,可能一个记者的培养过程会变得支离破碎、非常漫长,因为你过去是从突发新闻跑起来,慢慢变成老记者,现在可能前面的工作都不需要你了。传统媒体的衰落是件好事,它让新闻的品质越来越能得到提升。

我在美国生活得久,我才知道,地方报纸上只有地方新闻是自己写的。国际新闻,以及科学新闻报道全部都是由专业的通讯社或者著名的作者提供的文章,报纸酌情购买发表。在国外,报纸虽然很多,但是他们的稿件来源其实是很单一的,就是这么几家新闻社提供稿件。但中国是每个地方小报都有自己的一套写作班子,比如中国经常是出了一个事之后,一百家媒体扑过去采访。这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写新闻的记者,至少裁掉80%,剩20%优秀的、有专业知识的记者。

张&刘: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以后的报道会更注重生产知识而不是新闻吗?

袁越:其实都应该生产。但是新闻要卖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现在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简单事实经常是赶在第二天报纸出来之前就遍布网络了。这样一来,新闻就卖不掉了。所以读者更需要的是把记者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写成一篇好文章,让读者有兴趣读到它。把艰深的专著写得通俗易懂就是我要干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科学新闻记者,一定要知道几本主要的、主流的,综合性的科学杂志是什么,订阅它们,每期都看,你起码要把每期的内容浏览一遍,看看标题都是什么,然后把重点文章记下来,整理成一个数据库。将来写文章的时候,可以随时调用这样的根目录,方便检索。

 

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内心就变得更丰富了

张&刘:你是一个跨领域的记者。从生物学到流行音乐再到写作,不知道你是怎么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体验融入到自己的报道当中的?

袁越:这个很难说,有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一开始是兴趣,做音乐是因为兴趣,去旅游也是因为兴趣。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看法也在逐渐地改变,内心变得更丰富了。

张&刘:一般人做出这种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你是怎么走出“舒适圈”不断地打破自己的定势的?

袁越:其实我当时作出回国做音乐的决定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当然,一个前提就是,2005年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已经大大缩小了跟美国的差距。而从做音乐到写专栏,是因为当时传统音乐行业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突然之间,大家都不买碟了,连盗版都不买了。因为网络下载的MP3到处都是了。

张&刘:刚去《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的时候,如何去适应它的写作方式?

袁越:一开始也在摸索吧,开始是从小专栏写起,我也是从普通的报道记者开始做起的。首先我有专栏,那个专栏叫“生命八卦”,就凭我的知识去写作。在这基础上,我会写一些小的报道,比如这里出了事了,然后我去报道一下,这部分都是普通记者干的事。

我第一次独立操作一个大篇幅的封面报道,是很晚的时候了,差不多2011年、2012年才开始。

张&刘:你既写科学报道又写旅游报道,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之间切换?

袁越:旅游报道的那些文章,在我来看,技术含量远低于我写的科学报道。旅游报道与科学报道不同,它更简单,所见即所得。但是做好旅游报道也需要功力。

比如说我现在看我早期写的旅游报道也是不忍看的,很差,后来越写越好。原因就是当我积累了不同国家的观感,知识越来越多,在心里就有了比较,有比较才有好的文章,才会看得更高一些。

如果你只去过一趟巴黎,回来你就说巴黎怎么好,这文章不会好看,而且人家不会信的,因为你只去过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去了几十个国家之后,再说巴黎有什么特点,那人家就知道你这是进行了这么多比较之后才得出的结论。这才有意思,才可读。

 

写作上确实有一种孤独,真正能跟我讨论的人很少

张&刘:你会不会觉得科学新闻记者是一个孤独的职业呢?因为它与娱乐新闻、社会新闻相比可能不那么热闹,关注它的人可能相对较少,能够跟你对话的受众可能更少。

袁越:我恰恰觉得科学新闻的读者是不少的,很多读者需要这样的东西,他们想读点新闻背后的知识,那可能还真得看我写的文章了。

但是,写作上确实有一种孤独,就是真正能跟我讨论的人很少。

张&刘:是什么支撑着你在科学报道领域走过快十年的时间呢?

袁越:是的,科学报道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的另一个工作是旅行,可能旅行本身更吸引我一些。

张&刘:接下来,你在科学报道这个领域的报道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袁越:我可能想转到医疗方面。我以前报道得比较多的领域主要是转基因、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等。我在医疗方面的报道偏少,所以我想下一步着重报道医疗领域。主要报道两方面,一是医疗方面的体制,二是科普,因为医疗领域有很多科普性的东西,比如某些疾病的成因。这些都值得报道。

张&刘:有没有想过再突破这个领域,就像您当时从生物转向音乐,从音乐转向写作一样?

袁越:暂时还没有,因为我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但我对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好奇,好奇这个地球、世界和人,尤其是人类的发展史。世界上的不同类型的独特文化,它们各自精彩的故事都深深吸引着我。另外,只有了解了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民族的人怎么发展的,才能把他们的经验借鉴到中国来,我是希望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我还是有这么一个理想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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