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积累的知识越多,对世界的偏见就越小

来源:新闻界网 作者:张志安 刘虹岑 浏览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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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袁越,网名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本科毕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动物学硕士。2005年初回到国内担任华纳唱片公司欧西部经理,同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至今,报道生物科技、生态环保以及旅游与地理栏目。著有《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土摩托看世界》《热新闻的冷思考》《来自民间的叛逆》《生命八卦:在万物内部旅行》等。2007年荣获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鼓励计划“最佳科技作品”殊荣。

访谈主持: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刘虹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做科学报道,记者必须谦逊且懂得判断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从转基因这个报道能不能提炼出,科学报道一般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袁越:我个人看来,在科学报道领域里,最基本的一条,甚至这个不光是科学报道,也是所有类型报道都需要遵从的基本的一条,就是记者一定要谦虚。

在我看来,很多年轻的记者,他们非常自信。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缺点,绝对不是一个优点。一个年轻记者,本来就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的,哪来的自信?我就特别纳闷。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记者太先入为主了。因为自信,过分的自傲或者是出于本能,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很多想法是对的,他们也看了几本书,突然就觉得自己掌握真理了。对于他们采访对象的话,都不好好听,或者是不仔细听。这些人产生的报道就有大量主观的东西在里面。

第二点,要懂得判断。科学报道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不能谁说的都信,这是考验一个记者功力的地方,你要判断谁可信。我自己觉得我比年轻记者牛的地方就在这。因为我本人是在这个生物学领域工作过的,所以我知道这个里面的范式和流程是什么样的。我听到一个理论或者一个结果,或者某种地位的人说了一句话之后,我比较能够判断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代表什么,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职位、经历、年纪中判断出来。这个判断力的形成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可能,是要靠经验、靠年岁堆积起来的。

谦虚是说你必须要听采访者的话,但是谦虚的前提是你首先作出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听。科学这个东西,跟经济、政治、新闻、写作、小说、电影都不一样,它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机制。你要熟悉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所以你才能知道,在这个体系里工作的什么样的人的话值得听,这时候你去听他的;其他人的话你也要听,但是你要知道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第三点,那就是多积累,所有领域的报道都一样。比如说你作一个转基因采访,起码要对这里面的知识做一些功课。现在很多媒体特别追求快,经常是一个新闻出来,第二天就要记者写一万字报道。首先,我不认同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写出来的文章不值得看。但是如果记者实在迫不得已,也可以这样做,这要求你平时有大量的积累。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一定了解的时候,你才能立刻想到该找谁去做采访,立刻反应过来这里面的矛盾争端在哪里。所以任何一个领域的记者,都应该是一个绝对的通才。 

科学报道很不一样,就是不能平衡报道

张&刘:能不能总结一下,你认为记者在报道科学新闻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袁越:第一,在写作之前,搞清楚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有人写作是为了卖杂志,有人写作是为了提升,有人写作是为了提供给公众更正确的信息。别小看这一点,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弄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

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我认为做科学记者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定要谦虚。我见到了太多记者甚至是很多资深的记者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把自己的这个本能产生的意见或者有限的教育产生的意见当回事,这样的记者不是好记者。但是谦虚并不意味着谁的话都听。一名牛记者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最大能力是你要知道谁的话值得听,谁的话不值得听。这个能力是我吃饭的本钱。你在找人的时候应该知道把精力放在找什么样的人身上,所以这个谦虚是要打引号的。

第三点,科学报道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能平衡报道。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有99个人说1+1=2,然后一个人说1+1=4,你肯定不能说1+1=3,显然是不对的。真理不是永远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这句话非常的极端,非常的流行。我想告诉年轻记者的是,这些理论都是象牙塔里面老师给你们总结的。在实践过程中,你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死了这条心吧。所以记者能做的就是报道主流观点,否则必然被骗。因为你没有这个知识,虽然我已经是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

第四点,作为一个好记者,你一定要看的比读者更远。大家都知道现在传统媒体不景气。原因是受互联网的冲击,因为互联网把简单事实的报道彻底垄断了。比如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发生之后,当天晚上详细的现场描述全部在微博上发了出来,专业记者去到现场已经太晚了。所以现在传统媒体的记者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看得更广是一个维度,看得更深是另一个维度,记者要学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如果记者不懂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问题,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将来不会有出息,饭碗会被互联网抢掉,会失业,就这么简单。很多时候你甚至要做到比你采访的科学家看得更远,这也是能力。因为每个科学家他只知道他自己那点事,他是片面的,所以采访完了之后,你要综合各个科学家的理论来理解,这都是能力。

第五点,一定要杜绝维基式写作。我惭愧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还写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个非常简单。而且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懂互联网的人还没有那么多,记者只要会查资料,懂点英文,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没有价值,因为这个活很多人已经会干了。作为记者来讲,你要想你写的文章有人愿意花钱买,一定要大量的采访,比如说转基因,你要采访科学家、采访农民、采访种子公司、采访政策制定者。

第六点,不要被新闻热点牵着鼻子走。一个好记者,应该想办法报道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最热门的事情。因为各种原因被炒热的事情,媒体跟风报道也没有什么价值。举个例子,当年山西“黄金大米”实验的事情对整个产业本身甚至是研究本身而言,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记者报道它,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热点新闻事件。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无论对转基因技术本身,还是对农民、小孩都没有影响,只是一个小的试验误差或者程序不严格的问题,它本身的外延很小,去报道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没有判断力。

第七点,作为科学记者必须养成的习惯就是多看文献,尤其多看英文文献,多看英文的原文报道。这个不瞒你说,我有很好的习惯,有一个很详细的文档,列出了我感兴趣的领域里发表的文献。这个习惯能够解决记者写的文章时效性高但是缺乏底蕴的问题。

记者没有能力在科学家的争论中作出取舍和发言

张&刘:国内外对科学新闻的定义是否相同,有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袁越: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国内有什么共识,只是我就告诉你,国内的报道是已经远落后于国外。

在国外,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的科学新闻记者,全部都是理科背景,有大量的记者都是在这个行业干过研究之后再转行出来做记者的。而且他们的英语能力又比我们牛,看原始论文比我们快,甚至很多外国的科学记者是跟科学家有直接联系的。

我有看到很多情况是,一篇论文出来的当天,专访或者解读的文章就已经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篇论文之前已经被记者拿到了。因为不可能是当天写的这么长的解读文章。这就说明国外已经建立了很良性的机制,就是一个专职的科学记者,他负责的一个版块,他跟版块里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科学家建立起联系,在论文发表之前就拿到了论文,并开始提前准备报道内容。

张&刘:那你理解的科学新闻是什么?

袁越:就是把最新的、最权威的、主流的论文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老百姓能懂,而且对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影响的知识。

张&刘:为什么要强调主流?

袁越:因为非主流的科技是不值得报道的。你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民主程序和民主争论,在科学内部是必须要有的。科学是不能,也不能有权威,比如说不能说苏格拉底说的话就是对的。

但是在科学圈内部的争论,反映到媒体上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部争论的很多窍门老百姓是根本不知道的,也没有必要知道。你只要把他们争论的结果告诉老百姓就行了。包括争论本身,也经常会产生歧义,如果被报道出来就容易被人误解。报道争论过程需要很高级的技术才能把意思说准确,这也是为什么科学报道不能平衡报道的原因。很多时候,讲话讲得很精彩的人恰恰都是少数派,因为他们有倾诉欲,他们在争论中处于下风,所以它们很乐意把自己的观点讲给记者听,这个时候记者就很容易被骗,因为记者是经常用本能来思考的一群人,而科学争论恰恰是反本能的。

所以记者不要参与科学家的争论,他们的争论是很专业的,门槛很高的,记者也没有能力在这个争论中作出取舍和发言。记者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争论最后的结论报道给大家,这是大部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极少例外。

张&刘:中西方国家报道科学新闻,他们的报道框架有什么区别?

袁越:在我看来,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式的新闻报道经常不列出信息来源,这个是不合适的。再看国外的新闻报道,总是会交代信息的具体出处。国外的报道特别强调引用来源,甚至很多报道会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去介绍报道人的身份和引用的出处。这个就是告诉你,他这个信息是哪里来的,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个信源是否可信。

我自己写的文章里大部分引言都有明确的来源,我也不知道国内其他记者是怎么想的。可能是他们意识不够。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容易被骗和立场先行

张&刘:科学报道在试图保持中立客观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商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方面国内外的媒体做得怎么样?

袁越:国外受商业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是国际顶级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因为这些人的文章会被全世界很多人看,所以他们要盈利的话,恰恰要保持它的中立性和专业性、可信度。所以他们恰恰需要把自己的旗帜立起来,人家才会买他的账。

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内国外都有。我自己不会受影响,因为我始终也想像《纽约时报》,打出自己的名声,让人家相信你做的是中立性报道。记者可以做99篇很牛的报道,但是只有其中一篇是被收买的,就会被毁掉。所以我自己很注重这一点。

张&刘: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记者去做科学报道,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

袁越:第一点就是他们容易被骗。尤其是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生活阅历的年轻记者,做门槛很高的科学报道必然被骗。

还有一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容易立场先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利益,屁股坐在哪儿,就决定了很多人的立场。理想中的科学报道,应该是抛弃国别、民族、政治立场的,甚至宗教都应该抛弃掉。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科学报道才是可信的。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的,你的宗教信仰,你的民族都会影响你的判断。

我学习生物学的时候,做着科学家在做的一些事情,我接受的专业训练就会告诉我,科学应该是一个没有立场学问,这个已经在我内心潜移默化了。后来回国之后我进了媒体圈,我看到的很多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

张&刘:有时候没有专业背景的记者会凭常识去判断一个科学问题,应该怎么避免成见对记者的判断造成的影响?

袁越: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偏见源于无知。很多人不是笨,而是无知。其实有机会接受大学的人脑子都是够的,用计算机来比喻的话,就是大家的CPU都是够的,很多记者缺的是硬盘里的数据、知识,没有知识,就只是在那里自己想象,能想出来什么呢?如果记者掌握了足够多的繁杂的知识,都会自己悟出来。所以对抗无知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地积累知识,并且是主动地积累你原来不愿意积累的知识。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积累知识的过程,当你积累知识越多,你对这个世界的偏见就越小,就活得自在,活得坦诚,活得更丰富。

比如说一个记者原来是一个文科生,他就要主动逼自己看一些理科书。如果一个记者原来是理科生,就要逼自己看文科书,弥补自己缺失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之后,你才会对这个东西有全面的认识。好记者就是一个杂家。一个人越早地突破了这个瓶颈,就把心胸放开了,越早地就会达到内心的所谓平和,或者是内心的这种丰富程度,这时候你抵抗外界的影响就不再靠你自我包裹,而是自我开放,但是开放的前提是一定要充盈,达到充盈的状态靠的是知识的丰富。

我会主动地拒绝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报道

张&刘:的确,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专家型记者”去报道门槛高的科学新闻。但是你自己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不是自己研究领域的报道吧。这个时候你如何快速形成自己的判断?

袁越:第一,我会主动地拒绝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报道。除非很特殊的情况,我就不接。

第二,如果不得已接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当你在这个领域里做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熟悉这个领域的规范,你会知道科学这个东西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这个时候可以融会贯通。

第三,记者要懂得判断主流观点。99.99%的记者是没有资格做出非主流的判断的,我也只是在涉及到生物领域时可能属于那0.01%。

最后,记者一定要全面地看待问题,还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这个也是需要经历的,但并不是说你年纪大,懂的历史越多。你要习惯努力地培养自己去读历史,我觉得历史对我很有帮助,比如技术、科学发展史,甚至是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发展史,中国的历史、世界历史。看得越多,就越会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更高的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全面不仅仅是范围上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还要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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